②费正清在他的自传中常谈到他写的《美国和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这本书，他还提到尼克松总统、毛泽东、周恩来可能也读过此书；参见费正清自传第389页。伊文思详细评述了这本书及费正清在每个新版本中所作的修订，参见伊文思《费正清与美国对现代中国的理解》第172页至179页和第281页至282页等。

费正清是得到公众认可的中国研究专家，在哈佛的工作，又与华盛顿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使他得以调动创设东亚中心所需的各种资源并引领亚洲中心走过她最早的岁月。他所调动的资源包括:得到文理学院主任的许可，建立一个新的研究中心（同时于1957年3月，从卡内基基金会得到一笔2万美元的资助），以及为中心支持下的研究项目募集到其他的资金。和那时其他的美国知识分子一样，费正清意识到在二战结束后美国惊奇地发现自己正成为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强国。然而，政界和学界的领袖人物都清楚，美国才刚刚开始积累作为一个有力的国际领导者所必需的语言技巧、文化知识和历史理解力。讲授世界不同地区情势的学者们——例如那些研究苏联、中东、亚洲的学者——发现他们讲授的内容尚未被很好地整合进学术课程中，于是他们开始组织各种学术性的区域研究中心（area centers），以便将关于世界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或文化区域的所有相关学科的信息汇集在一起。

在理想状况下，区域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聚集起来讨论具体的问题，可以超出单个学者的学科训练视野，可能会产生更为宽广的学术成果，这对政府的政策决策者、商界管理层和掌握信息的公共舆论引导者都颇有裨益。创建区域中心的想法源自二战期间情报收集和情报分析的观念。作为战后最早出炉的若干举措之一，它旨在培养能够引导美国成为国际舞台领导者的新一代领导人。人们期待区域中心能够培养出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毕业生，而他们将会成为政界、新闻界、商界的领导者。但是，费正清想超越战争年代的研究方法，在文化和历史方面深入挖掘。他希望新一代将会是具有全球眼光、掌握世界形势、能够理解外国文化和人民并能在此基础上提供有效政策的人才。        

他成立东亚中心的时候，有几个可供参考的开拓性模式。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可能是建立区域中心的最早的学校。它的远东研究所作为一个跨系的单位正式成立于1945年，并于1949年更名为远东和俄罗斯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的俄罗斯研究所成立于1947年，它的东亚研究所则开创于1949年。身边的模式是1948年成立的哈佛俄罗斯研究中心和1954年成立的中东中心。所有三个亚洲中心的创始基金都来自卡内基基金、福特基金和美国政府。三个中心都积极努力地通过举办研讨会和讲座在来自不同系别的哈佛教员中营造一个共同的使命感。费正清关于区域研究的思考及其关于如何组织和筹资的想法，主要来自哈佛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中东中心的经验。这三个区域中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早期历史，无论在理念还是运作方式上都惊人地相似。甚至费正清的大作《美国与中国》也是哈佛俄罗斯研究中心（现名为戴维斯俄国和欧亚中心）发起的系列出版物的一部分。迪恩（Vera Micheles Dean）的著作《美国与俄罗斯》早其一年于1947年也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赖世和的著作《美国与日本》（1950）也是这一书系的一部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