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早年中心执委会的委员，费正清和他的同事们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留在哈佛大学继续他们的事业，在他们的同行中赢得了高度认可和赞扬。史华慈（1950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于1955年加入执委会，他是一位思想深刻、哲学家似的学者，喜欢深入的学术讨论和理性的辩论，就像一位拉比。他权衡问题，注重实证，旁征博引来证明或者加强自己的论点。在这一点上，史华慈不是很像费正清。费正清倾向于制度史和经济史研究。费正清评述问题时，头脑清晰、逻辑清楚，擅长组织信息，然后很快得出明快的结论。但费正清仍然欣赏史华慈的博学，给了他最为有力的支持，使他获得了哈佛的教职。这一职位同时挂在历史和政府两个专业下。

二战期间，史华慈曾在美军服役，并学习了日语。他也曾被派驻华盛顿特区，破译截取到的日本电码。1945年8月当一份日文的电码交给他翻译的时候，他抱怨所有惊天动地的行动都发生在很远的地方，而他却被分配做文案工作。这份电码的内容就是日本天皇决定投降。

战争结束后，史华慈在美军官方报纸《星条旗》上得知哈佛的费正清正在筹办一个远东地区研究硕士项目。被录取为这个项目的学生后，他学习了中文，这使他既能利用中文文献也能利用日文文献。史华慈通晓十种语言，包括俄语、德语和法语。他掌握了西方文学和哲学的渊博知识，并运用于他对中国思想的研究。他的第一本书《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表明，毛泽东的革命政策并非像当时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简单延伸，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相矛盾的，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政策强调农民而不是城市工人，并没有把城市工人作为革命的先锋。在后来获奖的一本著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中，史华慈探讨了构成中国传统思想基石的那些价值观念，并常常把它们拿来与西方思想中的价值观念做对比。再后来，史华慈成为一个在哈佛和其他地方的中国研究者中都深受爱戴的慈父般的人物。他的办公室总是开着门，他总是乐意与经过那里的任何人讨论思想，不论他们是朋友还是陌生人。智慧占据了他的思想。史华慈七十岁退休，1999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2006年12月，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将举办一个大型会议，纪念他的90华诞以及他在哈佛费正清中心的生活和工作。①

①史华慈本是费正清的学生，是在东亚中心成立之前就接受过费正清教育的年轻学者之一。多年后，人们越来越清楚史华慈对日常生活不拘小节，生活靠他的夫人邦妮(Bunny)料理，帮他选衣服、为他安排行程、陪他出去参加学术活动以确保他安全到达。对他职业生涯的简短回顾，可见1999年11月18日《纽约时报》刊载的包德甫(Fox Butterfield)撰写的《毛泽东革命研究专家史华慈逝世，享年八十二岁》（Benjamin Schwartz，82，Dies: Expert on Mao's Revolution）一文。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1999～2000年度报告第100页至111页也发文悼念。2001年1月25日的《哈佛公报》(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第17页也有悼念他的文字。这里谈的一些轶事来源于2005年5月我与史华慈的妻子邦妮的谈话。韩文版的史华慈著作《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于2004年出版【译者按：同年本书中文版也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政惠教授正在与费正清中心的裴宜理教授共同组织2006年纪念史华慈的会议。

杨联陞（Yang Lien-sheng，1946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也是第一届执委会的委员。他毕业于中国清华大学，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专家。1965年，他被任命为第一位哈佛燕京远东研究教授。早年同在执委会的还有东亚中心的副主任林德贝克，以及后来成为密西根大学教授的亚历山大·艾克斯坦和费维恺。亚历山大·艾克斯坦（1952年获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学位）在1955年至1959年间任执委会委员。他是一个热心的经济学家，主要研究现代中国经济。他来自匈牙利，一辈子以俄国式的熊抱欢迎人。他受费正清之邀来哈佛做研究，因为当时的美国几乎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费维恺（1957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是一位更为年轻的学者，他的研究领域是清代中晚期的历史。但他受过经济史训练，被认为有希望成为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军人物。他在1958～1960年间担任中心第一届执委会委员。他后来担任了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该中心也是一个重要的中国研究机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度被认为比哈佛的费正清中心还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