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知青的粮票

1978 年冬天，叶辛在贵州乡下整整待了10 年，是个老知青了。从秋收开始，就要给社员分口粮。叶辛也像所有的老人和娃崽一样，分到了140 斤湿谷子，还有一些巴山豆、洋芋和10 来斤黄豆。这些粮食就是叶辛将在1979 年赖以生存的口粮。像叶辛这么一个20 来岁的小伙子，充其量只能吃两个半月，那还得搭上巴山豆、洋芋、黄豆混着吃，可以供他吃到过春节。

那么叶辛是怎么过来的呢？上海有叶辛的家，家人将节省的粮票几乎都支援了叶辛。叶辛必须通过朋友，把上海粮票换成全国粮票，才能在贵州乡场上的粮店里买到粮食。

那年头对票证是管制的，但是在上海还是有票证市场。在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可又确实运行的票证黑市里，上海粮票是有价格的，大约1 角钱1 斤。而全国粮票的价格，则不会低于1 角5 分一斤。

上海知青们初到乡间插队，逢到赶场天，总有农民找到知青点来，从衣兜里取出3 个鸡蛋，要和知青们换1 斤粮票。因为农民们翻山越岭去赶场，若在墟场上吃一顿午饭要粮票，农民们没人给发粮票，他们就来找知青换。一只鸡蛋1 角钱。1 斤粮票竟然值3 角钱！

140 斤湿谷子是那年头的基本口粮，有一口人就有这一份粮。分配方式也导致了乡间农民们超生的积极性，他们时常开玩笑说，为什么不多生几个，生一个就有一个口粮呀！有个好朋友，竟然生了8 个孩子，得到8份口粮。

农村青年和粮票

一位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青年说——粮票对我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那个年代里，农村是没有粮票的。农村人每年就靠分地里收上来的粮食过活，够不够吃都就那么些，粮票是专供城里人买粮用的。

小的时候家里粮不够吃了，都是向亲戚邻居借，从没有与粮票打过交道，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粮票既陌生又渴求。渴求的主因是除了可以有富余粮食外，拥有粮票的是特殊人群，比农民要高一等。

记得读初中的时候，班上有几个同学户口是场上的，常常用粮票去买零食，让我们一群农村娃娃羡慕得要死。粮票是分了地方和全国的。地方粮票是省市出的，只能在省或市的范围买粮买吃的，全国粮票是国家出的，可以在国内任何地方买到粮和吃的。票面从1 两开始，有2 两、5 两、1 斤、2 斤、5 斤、10 斤等。全国粮票比地方粮票珍贵，也不好弄。

那个年代，即使城市中的特困家庭，比起我们农村人来，仍然好了许多。因为至少每月20—30 斤粮票是要发给的，那时的供应大米只要1 角3 分8 厘钱一斤，很便宜（黑市却要7—8 角）。有了这些供应的粮票，就保证了他们不会像我们农村人那样饿肚子。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粮票里面，蕴涵着多少流失的岁月！今天再回想起来，更加感觉到那个时代生活的贫穷、社会生活的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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