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钓鱼台还住着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15号楼。副组长张春桥和组员姚文元在16号楼。造反起家、后来居上的王洪文，也住进了钓鱼台。

江青基本在10号楼和17号楼活动，在10号楼办公、休息，17号楼是活动娱乐场所。这一静一动，组成了江青的“文革”岁月，也勾画了这一特殊时代的“旗手”容貌。人们提起江青，不寒而栗的印象就集中在这个时代里。

文革小组成立后，她更是形影不离、深深依恋着钓鱼台。一方面为了方便工作，另一方面可以躲开中南海那些戎马生涯、耿骨倔强的“帅”字老将们。尽管“文革”的疾风将他们吹入了不能乱说乱动的冷宫里，可是骨子里那股对江青不买账和轻蔑的情绪，无论江青到什么地方都能感受到它的辐射力。

毛泽东远在杭州，却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动向。5月31日，陈伯达带领着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人民日报》把“文革”之火点燃起来，北京城上下一片混乱。刘少奇和邓小平在6月1日直飞杭州，请毛泽东尽快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摇头，他“委托刘少奇、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刘少奇、邓小平无奈，随即又飞回北京。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主席胡志明，用这样一番话透露了正在中国发动的政治风暴：“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

没有任何美感的“忠”字舞很快就失去了魅力，人们开始讨厌这种滑稽的闹剧形式。这时，“样板戏”闯进了人们寂寞空虚的视线里

江青一面搞天翻地覆的政治运动，一面念念不忘她的文艺界。她5月份在北京除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还出席全军创作会议，看了68部国产的、与军队有关的影片。她居然说，其中好的只有7部。

江青的一句话，便置几十部电影于死地。电影界也由此一团恐慌和混乱。

一年后，即1967年5月23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之际，首都召开了史无前例的纪念大会，到会的文艺界人士有一万六千多人。会议由江青主持，陈伯达讲话。也就在同一天，样板戏正式登上首都的舞台。有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这就是相伴“文革”始终、闻名遐迩的八个“革命样板戏”。打这之后，江青的名字和这八个戏紧紧地连在一起，她对京剧革命的热点讲话和工作行踪不断地出现在报刊上。

1967年6月16日晚，毛泽东同周恩来、林彪、陈伯达、江青等再一次观看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并在演出后接见了全体演员，这无疑就是对文艺舞台京剧改革所表示的一种姿态。

1968年9月5日，随着我国最远的两个自治区——新疆和西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文革”最混乱的武斗局面暂时打了个休止符。

1968年底，只能说社会开始从狂热和混乱的巅峰走向相对平缓的崎岖道路。造反派的“高烧”热度也稍稍降了些温。进入1969年，“文革”剑拔弩张、充满枪炮声和谩骂声的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原来浓烈的武斗空气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慢慢趋于缓和。后来党组织恢复，形势更加好转。

无辜的百姓们总算可以喘一口气。可是当他们按部就班过日子时，突然发现，他们平时那种赖以寄托精神、滋补生活的文化环境不见了。每天带文娱色彩的政治活动除了语录歌就是“忠”字舞。每当集会或是游行，甚至坐车的旅途，随时都会来一段语录歌集体合唱和一场手执红宝书的“忠”字舞。孩子们身段软，天性喜动，觉得又好玩又开心，最喜欢蹦跳。可是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太们就惨了，记不住动作，手脚硬邦得像木偶，一跳就引得四周人哄堂大笑，好端端充满造反激情的歌曲，被跳得乱七八糟，面目全非。可谁也不敢说三道四，尽管跳得极不美观，却仍是十二分地虔诚。因为这不完全是一种娱乐活动，而是完完全全的政治运动！

如果正在行进的列车上，每逢这个献“忠心”的时刻，那就更是妙不可言啦！车厢喇叭一响，旅客们不等红卫兵“列车员”督促，会自动地起身跳“忠”字舞，来自各地的人各有各的跳法，各有各的旋律，加上车厢小，颠簸，歌曲一响，人们哪里是在跳舞，活像在打群架！没有任何美感的“忠”字舞，很快就失去了魅力，大家开始讨厌这种滑稽的闹剧形式。这时，八个“样板戏”闯进了人们寂寞空虚的视线里，尽管是革命现代戏，但毕竟是京腔京味带有民族色彩的传统艺术，也是国家艺术的精粹。

空落多时的剧院，猛然爆满。北京城里的老戏迷们，原来是很挑剔的，没有名家名角压轴，还不大高兴去捧场呢！这时，他们也顾不得名家不名家，也不管有没有青衣、花旦、老生、武生的，这年头，能听到京剧京腔就非常不容易了。

1968年下半年，江青的重心开始往电影艺术上转移。江青好像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是怎样摧残践踏艺术界的，她指示上海有关部门负责拍摄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可是上海的文艺单位已经全面瘫痪，根本无法组织正常拍摄，勉强凑起来的班子，全是造反起家的角色，既不懂电影又不懂京剧，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吓得专业人员一个也不敢沾边。即使有人懂专业，也吃不透江青拍“样板戏”电影的意图。结果在上海整整折腾了一年，“样板戏”还是不能改编成电影本子，更别说拍成电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