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商业文明是断裂的，1956年的时候，私营经济在整个中国一夜之间消失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重新破土。对于第一批掘金的商人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可以传承，甚至身边没有任何榜样可以借鉴，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一对小夫妻，一个小作坊，生意跌跌撞撞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家文化”原本就举足轻重。国学大师钱穆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在家庭文化上筑起的。”

当这些商人经过30年或20年，在中国商业舞台上占居一席之地，成为明星企业家或经理人时，如果我们仅仅从商业本身去追溯其成功基因，而没有关注或很少关注“家文化”，我认为这同样是一种“断裂”。

刘永好当年从卖鹌鹑蛋开始创业时，妻子李巍的能力在他之上，如果把其家族企业成立时，夫人们被“劝退回家”理解为中国文化中男耕女织之传统观念使然的话，当李巍后来按捺不住自己创业的冲动，并创办了一系列企业时，她这种脾性会让刘永好内心产生什么样的潜移默化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会如何影响刘永好的脾性，从而使得他在新希望的永续经营和金融投资上有条不紊，且不时以退为进呢？

再如，“学历门”事件的发生，使得唐骏被人们重新认识——尽管他的能力甚佳，但其实从日本留学到美国创业，再到进入微软，不久后回到中国，直至加盟盛大，最后又转战新华都，他的每一次转身都是因为遭遇了不快，然而他习惯性地把这些转身渲染得很是华丽。那么，他的这一自恋般的性格之源泉来自哪里呢？或与自小出身贫寒、时有自卑有关，但想一想，他的妻子孙春蓝也是很出众，且每一次都会给唐骏一些忠告，为什么唐骏无一次听得进去呢？与他们结婚20年，但因“错位”分居两地就超过10年的情形有无关联呢？

听起来有些八卦？其实，刚开始酝酿《荷尔蒙经济学》这一选题时，我是这样定位的：虽然我在本书中会写到许多富豪夫妻之间的故事，甚至有一些是独家披露，但我的初衷绝非仅仅去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偷窥欲。我想做的，是从女性荷尔蒙的角度，来观察一个群体诞生、生长和兴衰的生态当中的那些规律——特别是足以颠覆我们先前观念与逻辑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