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我在《南方周末》任职，专注于财富现象研究和企业家报道。2009年打算写《荷尔蒙经济学》一书后，在接下来的每一次采访中，面对眼前的企业家，我总会不失时机、不失礼貌地问一些关于其婚姻的问题：妻子的角色、性格，两个人的相处之道，子女的教育方法等。一个人在政商关系方面可以阳奉阴违，但在夫妻关系上不至于常戴面具；一位商人，如果他的家庭破碎了，或遭遇过婚姻变故，同样会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在商业上的风格。

采访张茵时，她以强调与现任丈夫刘名中在生活和事业上的“黄金搭档”，来回答我对她第一次婚姻的好奇；采访曹德旺时，他直言因为感情出轨而觉得对妻子陈凤英有所歉疚，于是一度将福耀玻璃的法人代表改为妻子的名字；采访李东生时，他与现任妻子魏雪的恩爱就在眼前……

当然，并不是每位企业家都愿意“打开窗户说亮话”，同样，并非我感兴趣的每个样本我都能采访到。所以更多的工作，其实是外围的采访，企业家的朋友、同学、下属，或是其妻子或丈夫的朋友等，这个过程——或许可以称之为“旅程”——是非常有趣的，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些外围的朋友们，等于与我一道，在做企业家与其内人的样本研究：史玉柱为什么会与董春兰离婚？尹明善夫人外交有着怎样的故事？吴亚军为什么让蔡奎辞去龙湖地产副董事长一职？潘石屹与张欣的婚姻两度几近破裂分别事出何因？李兆会到底是如何认识车晓的？

当样本积累得越来越多时（本书的样本共100对夫妇），我发现或许可以东施效颦一把，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作些分析了。

举两个不尽恰当的例子。如果一位商人在事业上小有所成后才考虑婚姻，那么他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就可能形成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因为大方的买家会影响“市场价格”，当然即使如此他也未必能找到最好的“产品”。

一位商人在多元化过程中投资兴建了一所民办高校，从此学校里有姿色的女学生就成为了这位商人和朋友们紧盯的猎物，那么，如果女学生们乐意，他的朋友们便是经济学上的“搭便车”者，因为产生了正向的“外部性”……

显然，与贝克尔不同的是，我采集这些的婚姻样本全是富人样本，而且是中国富人，所以它从一开始就有着浓厚的东方文化的味道，同时在读者看来更具“功利”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