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没有政治。这就是说,国家没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标是培养道德模范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儒家学说作为政治学是不合格的,因此,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官员,作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开篇即痛陈中国没有人才,而他所谓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义上的“好人”,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国理政的人才。他认为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口?莲花的文人和独善其身的“好人”,而不是治理者,这就是他所谓:从造就治理者的角度看,儒家学说之于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甚至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即他力图将治理者从“文人”和“好人”中剥离出来,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为“政治的理性化”。

王安石希望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以此加强宋的国家能力,然而,在与庞大的?大夫阶级的对抗中,他失败了。

像中国此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样,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无一例外地不能触动中国基层,尤其不能触动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财政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级。

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而来的,按照役法,基层的事务是由人民轮流担任的,国家并不发给俸给,而唐中期以降,基层事务已由专任的事务员来把持,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而这种把持基层的事务员,也就是胥吏。

实际上,国家治理者的缺位,其造成的最为深刻的弊端,尚不在困扰着王安石的“上层”,而在基层政治的瓦解或者在于胥吏之害,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

南宋的改革家叶适说:“何谓‘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簿书期会,一切惟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