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是辩证发展的:五百年来,正是西方世界的战乱不休、彼此攻伐,正是旷日持久的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方才锻造出西方船坚炮利、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集体意识、集团意识、党派意识和阶级意识,而恰又是数千年来中国的总体和平稳定,最终却铸就了中国人的各自为政、无为而治、自由放任和“一盘散沙”。

1938年,延安。在黄土覆盖的低矮、局促的窑洞中,在一盏明亮的油灯下,毛泽东与梁漱溟促膝相谈、通宵达旦。?当时的梁漱溟的质疑是: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欧相比,既以“伦理”为本位,则中国何来阶级?既无阶级,何来阶级斗争?何来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完成社会组织化改造之必要与必然?*

当年的毛泽东并没有能够说服固执己见的梁漱溟,是中国现实和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身说服了梁漱溟,或者说:是梁先生自己的智慧和良知说服了他自己。晚年的梁漱溟曾经感慨万千地说:回想当年的争论,我是错误的,毛主席则是正确的,所谓千古遗恨者,乃是如今毛泽东、周恩来已经作古,我已无机会向他们诉说自己迟到的觉悟与觉醒。

其?,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建国之路》中,梁漱溟便已坦白地(尽管内心有些不情愿)概括说:“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

而这便是对中西异途,中国社会组织能力何以持续下降这一根本问题的最简明扼要的回答。

这一论断、这一回答的实质,即是回到了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就提出的基本原则:“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没有“他们”,何来“我们”?没有“帝国主义”,何来“中国之命运”?没有三座大山,何来人民革命?没有反动派,何来人民?没有斗争,又何必要“组织起来”?

唯有依托强烈“敌友意识”的斗争实践,人民才能被最大程度地组织动员起来,人民的力量才会被有效地激发会聚在一起,只有在愚公移山、挖山不止的接力壮举中,团体的认同才能获得最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