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则不同,它要求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在传统中国,民众的利益表达和参与显然没有一席之地。如孔圣人便有“民可使由之”、“礼不下庶人”的主张。也许有些人会举出从孟子到黄宗羲等民本主义者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括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成分。不错,孟子贵民,认为政权转移及政策取舍都应该考虑人心之向背。但是,尽管孟子重视民意和舆情,但我们翻遍一部《孟子》却也找不到关于底层民众利益表达和参与的只言片语。?概孟老夫子认为民心靠君主用心去体会足矣。黄宗羲比孟子晚生近两千年,是明末清初民本思想的领军人物。他在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中对君主专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不仅如此,黄宗羲还参照明代政治之流弊,提出了以“贵民”为基本理念的一整套变法建议,涉及国体、官制、学校、选举、兵制、田制、财计等诸多方面。不过这些想法的核心是“分治”,即让地方势力和宰相来制衡君权,民众的参与绝不在其视野之内。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党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告诉老百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开始时,群众受千年传统的影响,完全没有参与的意识,必须由共产党在与他们紧密接触中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动员。群众路线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

今天,民众的参与觉悟已大大提高,但受资源约束,不同人群的参与程度差别很大,社会的中间偏上阶层远比普通工人、农民参与得多得多。这在有关个人所得税减免额的讨论中很明显。因此,今天,还是应大力提倡群众路线。而且,公众参与与群众路线并不矛盾,完全可以互补。如果在我们的制度里,同时加强公众参与与群众路线这两方面的制度建?,则完全可以创造出全新的、中国式民主政道。

总之,如果把政体与政道区别开来,如果分清“代表性”与“回应性”,如果对“需求”与“要求”加以辨析,我们回顾中国的过去、评价中国的现在、想象中国的未来恐怕就会不一样,会是另外一种崭新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