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想象自己对另外一个不能满足自己欲望的人拥有支配力量，这就是人的状况。这种权力局限构成了我们的痛苦。精神分析学让我们得以用新的眼光来透彻地看清人类生育者和被生育者之间的真实关系。但人们不是接受这种真实，而是想否定它并避免它带来的痛苦。然而我们必须要经历这种痛苦。一名父亲或一名母亲不能不为自己无法满足孩子的（或者自己认为是孩子提出的）要求而感到痛苦……他们一心想让孩子满足自己，这样他们必须要经历上述失望。按照他们最初的做法，孩子仿佛是一条可被塑造的生命，只有一次痛苦才能让他们学会尊重这个孩子身上的生命事实。

在那些女小说家们表现的反应中，不正常的是她们为父亲在一个女人生命中所占的统治地位感到愤怒，她们对此可能有过体验。她们希望通过社会变革和建立更加真实、更富有活力的交流而做到用真实的父亲来控制甚至消除虚幻的父亲，这很容易让人理解……她们想看到后代人不再遭受过去那种束缚，这是正当欲望……但否定冲突并声称消除痛苦，这是一种危险的自欺欺人。像艾尔维?巴赞（Hervé Bazin）那样借口父母与孩子间存在斗争而系统地加剧这种斗争，这也是病态的做法。

在这方面曾出现过激的做法。总是一种风尚驱走另外一种风尚。人们没有很好地消化一整套蹩脚地接受弗洛伊德思想影响的文学，使得他们在今天感觉必须摆脱俄狄浦斯观念的畸形发展。

然而文学只能是自恋性的，因为只有为自己无法满足的欲望而感到痛苦并通过写出自己幻想来满足这些欲望的人才从事写作。

现在人们真的都热衷于撰写童年回忆录。所有的人都在写自己想象中的童年，并将其作为自传发表。也许就是这种风尚产生了一种饱和效应，导致急于创新的小说家们甘愿冒着跌入另一个极端的危险去探寻别的东西。

让人烦恼的是，我们不能一边进行精神分析，一边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像写历史小说或者主题小说那样。伟大的小说家会不知不觉地从事精神分析，是无意识的行为，仅此而已：《人间喜剧》讲述的是人的无意识动力，我们重新阅读《驴皮记》《幻灭》《交际花盛衰记》《高老头》等就会发现这一点；同样，左拉（Emile Zola）和其他一些作家［例如儒尔?罗曼（Jules Romains）］讲述家族传奇的作品也是精神分析报告；1935至1936年间J.P.夏布罗尔发表的市井故事具有同样性质：地方专栏文学是对人们无意识的相互影响在生与死、疾病、犯罪和社会成功中所起作用的一种启蒙，今天精神分析学所阐明的一切在其中都得到了反映。

如果我们愿意用精神分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们讲述的都是真实情况，罕有错误。为什么如此准确呢？因为作者都是真正的小说家，他们并不炫耀自己懂得精神分析理论，只是十分敏锐地捕捉到人们的欲望和力量关系，并对其进行细致的描写，但看不到其中隐含的相互影响。这些都是暗波潜流。倘若一片干旱的土地上长出植物，这是因为有我们看不到的地下水源存在。所有地表地理状况都可以从地下找到解释。精神分析学阐明的正是这种“深层次的生存状况”，所分析的是儿童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思想、情感、感受，以及表述它们的话语对其富有意义、赋予或剥夺其生命活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