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乃说：

“蒋介石是没有办法的，他只能听美国的。他是很顽固的，但他基本上是一个流氓。在跟他打交道时必须心中有这个底。我们吃了苦头才了解这一点。对待这个人的唯一办法是必须硬到底。绝不能对他的威胁或讹诈做丝毫让步，如果他看出你有顾忌，他就会步步进逼。美国在应付蒋介石问题上是表现得很不高明的。你们听任他进行讹诈，说什么抗战抗不下去了，要和谈了等等。他向你们要了5亿美元贷款，现在又派孔祥熙到美国，要你们援助布匹。你看，他要布匹!抗日要布匹不要子弹!我们边区不产棉花，又被封锁运不进棉花。但我们人人动手，植棉纺纱，做到了布匹自给自足。国民党的条件比我们好百倍，但它却向美国要布匹。

“你们跟蒋介石交朋友必须按你们的条件去交，你们必须不断向他施加压力，你们必须目标坚定，一点也放松不得。

“今天美国的情况跟珍珠港事变时已大不相同了。你们没有必要去安抚蒋介石，给他吃蜜糖。美国应当从战争利益出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美国给蒋的援助应当以符合美国的愿望为条件。

“美国施展影响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由美国人来传播美国思想。不管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任何一名美国官员与中国官员会面时就应当向后者宣传民主。副总统华莱士到重庆访问就很好，应当增加这一类的访问。现在孔祥熙不是在美国吗?你们也应当利用机会向他宣传民主。

“驻华美军的每一名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宣传员。他应当同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去进行交谈。美军军官应当去找中国军官进行交谈。

“总之，我们中国人认为你们美国人就是民主的榜样。”

谢伟思插话说：“根据美国习惯，军队是不准干预政治的，美国军人不能像八路军那样去当政治宣传员。”

毛泽东接着说：“没有关系。即使美国士兵不能进行宣传，只要他们来到中国同中国人进行接触就是一件好事。我们是欢迎美国人跟中国人接触的。国民党则不喜欢。它要把美国人同中国人隔离开来，以防止美国人了解真情实况。你们派了多少观察员到我军前线去?我们愿意带你们去前线，你们要到哪儿就到哪儿，国民党可不敢这样做啊。”

“美国人在中国，这一件事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如果各处都有美国人，就会对国民党起某种抑制作用。他们就不敢那么为非作歹了。昆明就是一个例子。昆明已相对地成了一个自由的城市，因为国民党不敢在美国人众目睽睽之下把学生投进监狱。拿西安来比吧，西安美国人很少，所以特务就敢放胆胡作妄为。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是十全十美的。我们也有官僚主义和贪污舞弊，但我们敢于正视这些弊端。我们正在肃清这些弊端。我们欢迎观察和批评，谁批评都行，美国人也好，国民党也好，任何人都好。我们自己也在不停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增进效率。

“我们的体会是：中国人民是懂得民主和喜欢民主的，不需要长期“训政”。

“中国必须工业化。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所以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是没有冲突的，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可以合得来的。我们能够合作，而且必须合作。

“美国将发现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易合作。我们不会害怕美国的民主影响。相反的，我们欢迎美国的民主影响。我们绝不会愚蠢地认为西方只有科学技术可取。我们希望尽快地发展生产。首先，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然后才谈得上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所说的“国防工业”。

“美国不用担心我们合不来。我们必须合作，我们必须取得美国的帮助。所以我们非常希望知道美国人的想法。我们是不能跟你们作对的。”

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谢伟思，并发表谈话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长期以来就是友好的，他们互相同情，互相谅解，并具有共同利害关系。我们两国人民都喜爱民主，具有个人奋发图强的精神。他们都爱好和平、厌恶侵略、厌恶霸权。战后中国的最大需要就是发展经济。中国若单独干，就会感到缺乏资本。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太低，因此提供不了所需要的资本。美国和中国可以在经济上互相补足，而不会有竞争。中国没有巨型的重工业设备，也生产不了美国的高级专门制品。美国需要一个出口工业设备和专门制品的市场。它也需要出口资本。中国需要建立轻工业来供应国内市场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外贸交换，中国可以出口原料和农产品。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最有资格的唯一国家。所以，中美之间不应当有，也不容许有任何的冲突、争吵或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