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从一本19世纪的油墨印本上摘下来的。质量很糟，但仍然能够分辨正统派黑弥撒的几大元素。反正——尽力和天主教弥撒相左即可。”，杜拉斯解释道，“现代的众多撒旦教会有简化和异化仪式之嫌，虽然他们也都坚持自己是‘绝对正统’。”

“献祭，他们必要用血……”，伊莎贝拉看着那张诡异的黑白图像，喃喃说道，“噢，我的意思是——羊血在试测中也是全阳性的呢！还有这画里撒旦教的羊头、符咒中路西法的羊角……你打算在小说中将他们结合起来么？”

“这是故造的巧合，可能会用上一些伪指涉。至于羊血的问题，做凝集反应即可确认：这个在确定死者身份时也能用到——相关的线索我等会儿再追加上来。”，杜拉斯答道，“我的小姐，可以给出下一项推测了么？”

“撒旦教存在的话，动机好像就近在眼前了：反倒可以暂时放下不管。”，她又喝了一口咖啡——谈话太多，小杯的素咖啡已经有些凉了，“下一项推测：如果证人看到的血迹确实属于她的丈夫，但那个人并没有死，而是因为某种原因离开了现场，并且神秘失踪。”

“有这样的例子。”，杜拉斯停了笔，“比如丈夫厌倦了目前的生活，或者背上了什么债务。他可能会趁着一次意外的打劫，制造一次绝妙的逃脱机会：在这里，犯人可能只是放了他肩上的血，而他却故意像个恐血症患者一样倒了下去。他的一只手藏在胸前，悄悄将流出的血推压开，以让血泊变得比自然流动出的要大得多。他知道自家的地下室里还有一张备用地毯：是他预先买好的，而这一处卧室只有12平方大的贫民区里入室抢劫和邪教聚会是常见的事。警方凭借证人评估的血泊大小（注：鉴证上使用分光光度测定法和比重法，都是根据单位面积血量与倍数相乘）——实例表明，对于不能实地勘测的血泊，证人多半会过度评估——便顺理成章地计算出‘失踪者已死’的结论来 {7}。”

“纠正一下：他必定是和犯人串通好的 {7}。”，伊莎贝拉说，“如果不是，丈夫就不可能预先知道犯人不会将她的妻子杀死，而让她成为证人。”

“哼哼，只是看上去如此。”，听到这话，杜拉斯有些轻蔑地笑了，“如果他要摆脱的正是他的妻子，那么：犯人杀死妻子，或者犯人放妻子活路——无论是哪种情况，他的愿望都能够达成。在没有预谋的情况下，只要是他自己没死，就可以根据犯人的选择做出他自己的选择 {8}——他肯定会觉得：犯人直接杀死那女人倒省事些了。丈夫是没胆量杀人的，限定已经向现在这个方向发展了，人物设定也必须紧随其后。”

“万幸那个羊头祭司没有杀死他。而他必须在‘可能会杀人的人并没杀死他’的这种恶劣情况下玩弄自己的小伎俩，冒着随时被犯人发现而丧命的危险——这样一看，他的胆子又大得不行。这难道不矛盾么？”，伊莎贝拉不服气地反驳道。

“妻子和亲手杀人都比死亡更可怕，纯粹按逻辑来讲，就这么简单。”，杜拉斯飞快地在纸上又添了几行，“这种可能可以就此了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