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天

我由维亚特卡河去喀山，接收我们团的补充兵员。我使用的是驿马，没有其他交通。我坐在有篷马车上，裹着好几条被子，好几件毛皮大衣。

三匹马在茫茫的雪原上奔驰。四周荒无人烟，天寒地冻。

和我同行的是C准尉。他是同我一起去接收新兵的。

我们已经走了两天。肚子里的话都说光了，脑子里的回忆都掏尽了。我们无聊到了极点。

C准尉从枪套里掏出纳甘式左轮手枪，瞄准电线杆子上的白瓷绝缘子砰砰地射击。

这枪声刺激着我的神经，我对C准尉大为恼火。出言不逊地冲着他说：“别打枪……蠢货！”

我准备他回骂，吼叫。可我听到的不是回骂，不是吼叫，而是令人心酸的回答。他说：

“左琴科准尉……别拦阻我。我想干什么就让我干吧。我回到前线就要牺牲了。”

我看着他的翘鼻子和忧伤的蓝眼睛。这件事已经过去将近三十年。可他的脸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果然，他回到前沿阵地之后的第二天就牺牲了。

在那场战争中，准尉能活的日子平均不超过十二天。

想睡觉了

我们步入大厅。窗户上垂着深红色天鹅绒窗幔。窗间的墙壁上挂着镶有金边的镜子。

响彻着的华尔兹舞曲是一个穿燕尾服的人在钢琴上弹奏出来的。他衣襟上别着一朵雏菊，可他的脸却像——杀人凶手。

军官们和女士们分坐在沙发上和圈椅里，有几对在跳舞。

一个醉醺醺的骑兵少尉走了出来，大声唱着：“奥地利人头脑发昏，发动了对俄国的战争……”

所有的人都跟着他唱起这支歌来，一边咯咯笑着。

我坐到沙发上。有个女人坐在我旁边，她三十岁模样，显得有点儿富态。肤色黧黑，性情活泼。

她朝我的眼睛瞟了一眼，问道：

“我们跳舞吧？”

我板着脸，皱紧眉头，摇了摇头，表示不跳。

“想睡觉了？”她问。“那就上我那儿去吧。”

我们上她房间去。房间里挂着一盏中国灯笼，围着中国屏风，备有中国睡袍。这既有趣又可笑。

我们躺下来睡觉。

已经午夜十二点了。我困得眼皮都黏在一起了，可是却睡不着。我感到浑身不自在，烦闷，心神不安，疲惫不堪。

她跟我在一起也觉得无聊，不时翻身，叹气。后来她碰了碰我的肩膀，说：

“我到大厅里去一会儿就回来，你可别生气。那里在打纸牌，在跳舞。”

“请便。”我说。

她感激地吻了吻我就走了。我立刻睡着了。

快天亮了也没见她回来。我又合上了眼睛。

后来她终于回房睡觉，睡得很沉。我蹑手蹑脚地穿好衣服走了。

初夜

我走进农舍。桌上点着盏煤油灯。军官们在玩纸牌。中校坐在行军床上抽着烟斗。

我向屋里的人问了好。

“您就住在这儿吧，”中校说，随后转过身去，对着打牌的人提高嗓门说道：“K中尉！八点了。您该干活去了。”

中尉相貌剽悍、英俊，蓄着两撇小胡子，一边发牌，一边回答说：

“遵命，巴维尔·伊凡诺维奇……这就去……等我把这一局打完。”

我钦佩地望着中尉。现在他要“干活去了”——深夜，摸着黑，潜入敌后侦察。他可能牺牲，或者挂彩。可他却回答得那么轻松，那么愉快，像闹着玩似的。

中校一边翻阅着什么文件，一边对我说：

“您休息吧，明天我们也要派您去‘干活’。”

“是！”我回答说。

中尉走了。军官们都上床睡觉。屋里鸦雀无声。我倾听着远处的枪战。这是我在紧靠前线的地方所过的最初一夜。我无法入眠。

天亮前K中尉回来了。他浑身是泥，又累又困。

我关切地问他：

“您没受伤吗？”

中尉耸了耸肩膀。

我说：

“今天要轮到我去‘干活’了。”

中尉笑了，说道：

“您想到哪儿去了，以为我去打仗了吗？我是带炮兵连到离这儿三公里的后方干活去的。我们在那儿构筑第二道工事。”

我窘得无地自容，懊恼得差点儿要哭了。

可中尉已经打起呼噜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