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乐章

我们团又撤下来整休。

我们乘无座雪橇去我们团二线辎重队会餐。

后勤处长盛情招待贵客。

桌上摆满了一皮囊一皮囊的酒、烤羊肉串和各种各样菜肴。

我同女护士克拉娃坐在一起。我已经醉了。可又不能不喝。每杯酒都伴有非喝不可的祝酒辞。

我感觉到我不该再喝了。自打吸进毒气之后，我的心律一直紊乱。

为了不再喝酒，我走出屋子，坐在大门口的台阶上。

克拉娃跟着出来了，看到我没穿大衣坐在凛冽的寒风中，惊骇得什么似的。她牵住我的手把我领到她屋里。那里挺暖和。我俩坐在她床上。

可大伙已发现我们俩逃席。军官们哈哈大笑地敲着我们的窗户取闹。

我们俩又回到席上。

早晨我们回到我们团的驻地。我沉得像块石头似的睡着在我的行军床上。

炸弹的爆炸声把我惊醒了过来。有架德机在轰炸我们所在的村子。这跟我们正在领教的第二次大战的轰炸不同，飞机只投下四枚炸弹后就飞走了。

我走到户外，猛地觉得没法呼吸。我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我按了按脉——没有脉息。

我扶着栅栏，艰难得难以置信地一步步挨到我们营的医疗站。

医生摇着头，大声吩咐道：

“樟脑水！”

人们向我喷樟脑水。

我躺在病床上，比死只多一口气。我左胸麻木。脉息四十跳。

“您不该喝酒，”医生说，“您患有心脏病。”

我发誓从此戒酒。

人们踏着二月开始融化的积雪，把我送往军医院。

1917～1920年

我策马重返部队，

新风已吹遍国内……

我觉得莫名其妙

三月初。一出车站我就雇了辆马车回家。

我路过冬宫，看到宫顶上挂着一面红旗。

这意味着——新的生活，新的俄罗斯。我也成了新人，不再是旧我。但愿我的烦恼、不安，我的忧郁症，我的心脏病，都已一股脑儿与我永诀。

我兴冲冲地回到老家，当天就遍访了我所有的朋友，去看了娜佳和她的丈夫，碰见了塔塔，走访了大学里的同学们。我发现到处洋溢着欢乐和喜悦。大家对发生了革命都很满意。只有娜佳一人例外。她跟我说：“这太可怕了。俄罗斯要遭难了。我料定决不会有好结果。”

有两天时间我心情愉快。可第三天上，忧郁症又发作了，心脏又早搏了，我变得阴郁、烦恼。

我觉得莫名其妙。我怎么也猜不出这忧郁是打哪儿来的。完全没有必要忧郁嘛！

看来，必须工作。必须把自己的一切力量献给他人，献给国家，献给新生活。

我去总司令部见临时政府代表，请求他让我重返部队。

可我已不适宜于戎马生涯，我被任命为邮政电报总局的军事代表。

于是我去做我平生最讨厌的事。我坐在办公室里签署着什么文件。这工作使我反感到极点。

我又去司令部，请求随便派给我一个外省的差使。

他们建议我去阿尔汉格尔斯克，当纠察队的副官。我同意了。

再过一个星期，我就要前去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