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鲁迅:被误读的大师(2)

直来直去 作者:葛红兵


邓一光:他和“为文学而文学”者不一样。

刘川鄂:他用一种现代的、自由的价值来取代奴性的、愚昧的、保守的传统文化。

鲁迅是作为一个意志实体被崇拜的

葛红兵:从这个角度上,我愿意从反面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你刚才说鲁迅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实际上鲁迅在自由和民主两个价值中是有偏向的。他是个绝对论的自由主义者,但又是个相对论的民主主义者。他受尼采的影响,不大相信民主体制,他认为民主会造成“以众虐独”的局面。所以国家最好还是任个人。他一生都有勇气独战多数,把整个大众看作是昏睡在主人屋子中的人,这是他的意志。20世纪80年代后,经过文革巨大创痛,知识分子为什么一下子拾起鲁迅来,就是因为看到了鲁迅这种独战多数的勇气和意志。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知识分子是把鲁迅看成一个“意志实体”。知识分子,包括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都表现出软弱、妥协甚至出卖友人的一面。而这个时候发现鲁迅居然有这样的力量,这种“意志实体”使知识分子感到在人格上有所依赖。其次是鲁迅话语体系,比如说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这个体系给知识分子以精神上的支柱。我们知识分子受到巨大的创痛,在文革中被打到“工农兵”之后变成“第九位”,而鲁迅却恰恰相反,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启蒙主义者,远远在大众之上。他是“独醒的人”,在这个话语系统中,知识分子看到的是自己在民众之上,而不是像在文革中所接受的在民众之下。这是知识分子对鲁迅依赖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我认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内在欠缺所造成的。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话语,没有自己独特的思想立场,话语方式,只有借鲁迅说话,这是一种本质上的欠缺。

要把鲁迅归还到人的地位上去。我们常常有一种“神化大师”的冲动,把大师变成神,然后居住在神里面。启蒙主义知识分子一直都在批判民众的盲信和盲从,实际上知识分子自己没有看到他崇尚鲁迅的时候自己也犯着同样的错误。

刘川鄂:鲁迅是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曾经有很多困惑。我在写博士论文《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中有一节谈到鲁迅,那一节我的先生把它删掉了,他认为说鲁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还要慎重一点,但他也承认鲁迅至少在前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最早说鲁迅是自由主义者的是曹聚仁,他从鲁迅的《文艺与政治的岐途》等文章中看到鲁迅的这一面。其实,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并不是完全分开的,它们有交叉重合的地方。

葛红兵:过去我对自由和民义这两个价值概念不作区分,最近我做了一系列关于“五四”旧刊的札记和关于鲁迅的札记,我重新思考的结果,自由和民义是两个应该做出区分的价值系统。鲁迅,他一生都在反抗当中,甚至对整个未来都没有什么目标。那么是什么在支配着他呢 只有他对自己个人的绝对自信,鲁迅式的自由是思想方法的解放,以及思想结果的独立,所谓“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斥,──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

刘川鄂:他敢于否定他认为应该否定的东西,但他的确是无力肯定、建构一些对现实社会具有操作价值的东西。

邓一光:鲁迅不是简单的自信,他应该是非常自信的。一般的自信具有包容性,而鲁迅的那种偏执有时候根本就是不问理由,先否定了再说,这个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

葛红兵:现在我们不妨回到文学的角度上来谈谈鲁迅,从鲁迅的命运我看到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命运是非常悲凉的。比如说我读他的《阿Q正传》、《孤独者》、《在酒楼上》,我发现鲁迅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巨星的。但是他竟然在这个时候放弃小说创作,也放弃了散文诗的创作。

刘川鄂:鲁迅承认他自己的创作只有五种:他大量的精力都花到杂文创作上了。

葛红兵:他为什么要放弃小说、散文的创作呢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结症所在:20世纪文学家过于关注我们中国的现实,没有超脱的追求,这也是中国启蒙不彻底的原因。

鲁迅写作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

刘川鄂:鲁迅的现实感太强,而现实对鲁迅的牵扯又太大,所以他没有单纯地想做一个文学家,他说他写小说不是要把“小说抬进文苑”,这还是跟他自身的价值定位有关。他首先是个思想家,然后才是个文学家。当他发现杂文是个更直接的表达他对社会看法的方式时,他就放弃了小说创作。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说是可惜的,但从他自己选择来说是自觉的、主动的,他无怨无悔。鲁迅杂文中最耐读的,更有价值的是他前期的杂文,是关于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批评。在今天依然很有价值。他后期的杂文更多的是针对社会上的一些具体的、现象化的议论。

葛红兵:我认为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创始人。他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但同时他也开始了中国新文学一个不好的历史就是偏重于思想、偏重于直接的社会功利。从社会功利出发来认识写作,而不是把文学当作一个自身具有意义的工作。

刘川鄂:鲁迅创作很少,他写作时是把他的“意思”放在第一位的。他总是说只要把意思传达给别人就行了,“力避行文的唠叨”注意行文的简洁,有时候为了“听将令”,为了“遵命”不得不用“曲笔”,曲笔也是一种比较违反创作本身自然惯性的一种方式,是思想中止了的一种文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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