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三十年来中国教育出现一种“百花杂陈”的局面——没错，不是“百花齐放”，而是像商品一样上架陈列，既没系统，又杂沓繁复。

由于不满足于主流教育，外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产品被大量引进，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然而这些“引进来”的“外国货”，在“教育产业化”的理念下被当做产业来经营，着重商品包装，并不从事加工或因时因地做创新研发，而是依靠广告宣传，商品上架备选，没有系统、互不关联，只能说是“杂陈”。

中国这个文化古国，就没有自己的“优质教育”吗？中国教育就这么让追求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父母们感觉如此不堪？

（二）

这些年，“引进来”的“先进教育”，从胎教、多元智能开发、效能家长训练，到高端职业经理人与县市长培训，教材、教师，都要求“原汁原味”，即使无法请来“原班人马”，也要请外国的专家来培训师资。

我们绝不怀疑外国教育专家的科研成果，但是，他们建立的教育理念，开发的教材、教学法，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与人文环境下，根据本国的政治、宗教、家庭结构与价值观念的发展特点研发而来，将这些原封不动地用于中国，能否解决高素质人才的培养问题呢？

事实上，中国从远古的尧舜禹汤到近代清朝，数千年来对于教育制度的设置、教育理念的创建和人才培养的策略，较之于外国绝不逊色。例如胎教，三千年前就已开始，当时的《黄帝内经》就有非常专业的论述。最足以证明中国古代教育研究先进性的两份文献，一是三国时期刘劭所著《人物志》中倡导的“人才学”，二是作为课本的“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所推行的人才培养策略。前者被外国学者列为人才学的经典著作；后者的“致中和”理念，成为近代西方心理学家创立“同理心”处世哲学和沟通理念的依据。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家和大学研究生却视若无睹，甚至根本就不知道。

（三）

《老祖宗传下来的育儿智慧》的出版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中国古代教育体系最完整，结构最严谨务实的，就是以皇子为教育对象，以经世济民为培养目标的教育。读懂这个本土的教育体系，就能明白中国教育原来并非如此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