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成功，走的是武装斗争的道路，加之南昌起义之日被定为建军节，这对理解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武装起义政策的批评造成一定的困难。笔者不想在这里讨论武装起义的方针正确与否。只想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共发动武装起义时，革命是否仍处在高潮期？当初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托洛茨基不反对在革命高潮时发动武装起义，斯大林也不主张在革命低潮时发动起义。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托洛茨基认为在经历了上海和武汉两次沉重的打击后，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工农运动已被粉碎，工人脱离共产党，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反动势力得到加强，今后出现的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相对稳定时期。在党员、群众因失败而沮丧，反动势力嚣张之时，发动起义只能遭受新的失败，因而是冒险主义，是左倾盲动。斯大林不仅不承认革命已经失败，认为它还在进一步高涨。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就很清楚了。中国大革命在武汉政府分共后，革命已经失败，这早就是中共党史界的共识，此后共产党的斗争是在白色恐怖中进行的。在白色恐怖下是不可能出现革命高潮的。

另外，斯大林为中共发动的武装起义设计的道路，肯定不是它实际所走的长期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是十月道路，赋予它的使命绝不是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而是直接夺取政权。从这个意义上看，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没有也不可能成功。托洛茨基称起义为左倾冒险，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这里有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以斯大林路线为准，那么托洛茨基的观点肯定非左即右。可事实上，是斯大林的路线在左右摇摆。他的路线不能作为判断左右的标准。如在苏联的经济建设上，他开始反对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托洛茨基反对派提出的加速工业化被他指责为“超级工业化”，是“轻视农民”。他赞成布哈林的“乘在农民的马车上，用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一旦发现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确实是工业严重滞后导致的，他本人也开始主张加速工业化，并把本来与他一起安稳地坐在农民马车上的布哈林打成右派，推下车去，他接过车夫的鞭子，开始纵马狂奔。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斗争开始时的极左，其实是接受了在中国革命中极右路线失败的教训的结果，只不过是按着他历来的左右摇摆的规律，从极右转到了极左。莫洛托夫代表他提出了“第三时期”的理论。据这个理论，从1924年开始的资本主义稳定时期到1928年已经结束，世界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任何一次偶然的劳资冲突都有可能引发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导致无数革命先烈死于非命的所谓的中国“立三主义左倾路线”和“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极左战略目标，实际上都是这个“第三时期”理论的产物。更为不幸的是，在这个愚蠢的理论的指引下，本来应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结盟，共同打击甚嚣尘上的希特勒法西斯的德国共产党，却集中火力打击“社会法西斯主义”（即社会民主党），让纳粹分子坐收渔翁之利。纳粹上台不仅导致德国工人运动的彻底毁灭，还给人类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祸。希特勒的胜利宣告了“第三时期”理论的彻底破产，斯大林又转到了极右的“人民阵线”政策 上。中国抗战期间，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无非是“人民阵线”的中文版而已。这就是斯大林的左右摇摆。托洛茨基曾经形象地说过，斯大林就像是俄国民间故事中的傻瓜伊万一样，他在婚礼上哭丧，在葬礼上贺喜，所以总是挨打。斯大林主张起义，一是左右摇摆的规律在起作用，右倾的错误要用左倾来弥补，以致错上加错。更为恶劣的是，他为了自己的声誉和脸面，拒不承认他的政策葬送了中国革命，硬说上海和武汉失败只是插曲，中国革命不仅没有退潮，而且是在进一步高涨，已经进入武装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的阶段。他荒唐地把广州起义的日子定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的那天，为这次代表大会献礼，更可笑的是，他幻想这次胜利能彻底洗刷以往失败的耻辱。

1927年12月18日，反对派领导人之一穆拉洛夫在写给托洛茨基的一张便函中，说了下面的事：《消息报》副主编格隆斯基劝他放弃反对派活动，并断言，中国问题将被事物本身的进程从讨论中取消，因为那里新的事件已经酝酿成熟，它们将把过去的所有失败一笔勾销。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в СССР，т4，стр276

众所周知，广州起义非但没有“把过去的所有失败一笔勾销”，还为它添加了最新的一次失败。

联共（布）党内斗争不是起源于中国问题，它早在1923年8月就开始了。至今还有不少人认为当年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是为了捍卫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捍卫列宁主义，因为国内各类历史教科书和历史书籍都是这么说的。这是当年多数派的说法，但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众所周知，在列宁晚年联共（布）党内发生了两场斗争，一场是有关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另一场是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在这两场斗争中，列宁为维护党内民主、党的统一，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官僚主义而斗争，他的最后结论是，威胁党和革命的命运、导致党的分裂的隐患是斯大林，建议党的代表大会罢免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在这两场斗争中，他所能倚重的唯一一个党的领袖就是托洛茨基。列宁还未离开人世，只是因失去语言能力而不能理政后，包括列宁要求罢免的斯大林在内的自称为列宁忠实学生的政治局多数派就扭转斗争大方向，把列宁反对官僚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变成了所谓的捍卫列宁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把列宁的罢免斯大林变成排挤托洛茨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别有用心地利用联共（布）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禁止派别活动的决定，肆意践踏党内民主。

对托洛茨基搞派别活动，分裂党的指责更加荒谬。因为早在１９２２年秋，在列宁第一次发病期间，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为排挤托洛茨基结成“三驾马车”，大约在一年后，又由“三驾马车”扩展为“五人小组”，即在“三驾马车” 的基础上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以便提前协调立场。“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所有组织问题还有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决定好的。一旦形成了控制政治局的多数后，他们便自称是党的领导核心，是列宁的合法继承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严格禁止列宁的晚年文章的发表和传播。他们用组织纪律和行政措施来进行思想观点的斗争，在党内民主遭到彻底破坏的情况下，他们获得了胜利。

1923年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多数派的打击下，已经无力进行斗争。就连托洛茨基本人，也正如季诺维也夫当初曾得意扬扬地说过的那样，已经“被箍住了”。他被正式排挤出决策核心，担任了三个次要职务：租让委员会主席、电业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技管理局局长。即使这样，他仍然是动辄得咎。如他组织策划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就曾被斯大林讥笑为不务正业的农夫，挣了几个卢布不购置农机具，而是买了一台留声机，因此导致破产。虽然在几个月后，政治局就被迫让第聂伯河建设工程上马。

1925年季诺维也夫派与斯大林、布哈林的决裂，使情况出现变化。1926年春，季诺维也夫派与托洛茨基派结成联合反对派，再次对当权的多数派的错误进行批判，并为争取恢复党内民主而斗争。批评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的中国革命政策，是联合反对派斗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大革命从1925年起进入高潮。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后，斯大林和布哈林一味对蒋介石让步，甚至在后者提出让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真正成为国民党的附庸的《整理党务案》时，仍对他让步，终于酿成了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联合反对派对当权的斯大林、布哈林的中国政策提出批评，要求改国共党内联合为党外合作。斯大林在四·一二政变的一周前还称蒋介石遵守纪律，进行反帝斗争，还有利用价值，在利用完之后，再把他像榨干的柠檬一样扔掉。然而几天之后，这只被榨干的柠檬居然成功地发动政变，使斯大林狼狈不堪，他指使各国支持者把载有他的讲话的那期《共产国际》的相关页码销毁。但面对反对派的指责，他还是振振有词地反问：在这几年中，反对派到哪里去了，它为什么一声不吭？还理直气壮地指责说，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出的义愤是假的，他们拿中国问题做文章，实际上是在寻找论战机会，他们抓住中国问题，“就像是一个要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7、21、25页。从收入本集的文章来看，斯大林的指责似乎并非没有道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一封信是写给拉狄克的，日期是1926年8月30日。其后还有几封信和文章，除了标题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文是在1926年9月写的外，其余都是在1927年3月以后的事了，离蒋介石政变已经为期不远了。而且这些文章和信件都不是正式文件，由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封锁，反对派的文章观点也不能见诸报刊，只能在反对派内部流传。托洛茨基在那时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在反对派内部统一思想，还有与不同观点的交锋。3月22日的《关于中国革命》一文，从其最后一段来看，显然是在说服联合反对派投入拯救中国革命的斗争，并以这是事关“中国无产阶级的头颅”的大事，来打消他们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不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而是进行新一轮的派别诬陷的顾虑。更大的障碍是在1925年还参与制定中国政策的季诺维也夫等人。他们或是认识不到这一政策的错误，或是为维护自己的声誉，不同意以联合反对派的名义来进行这场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