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莫斯科的中共党的高层中的某些人，对中国革命失败的真正罪人是谁，是十分清楚的。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瞿秋白当年对他说过的一段话：

他在这几天在庐山与鲍罗廷冷静的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的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瞿秋白更具体的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的身上，而我们自己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74页。

说得好听一点，这番话是有大局意识，但不像是追求真理的革命者的话，倒更像一个通权达变的官员。不过，不久之后，他本人也遭到了别人的手脚，成了替罪羊。在他从高峰跌到低谷时，不知他是否对自己当初的做法有过反省。据郑超麟老人晚年回忆，瞿秋白曾看了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中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也曾一度动摇，但很快又站稳了立场。

在中国的托派中，除了在苏联接触过反对派的留学生之外，还有陈独秀本人和当时中共党内所谓的“陈独秀派”。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遭到不指名的批评，以及失败本身的沉重压力，使他茫然，使他沉思。与他关系密切的陈独秀派大多也处于这种状态中。其中一个名叫尹宽的人，从一位回国的留苏学生手中得到了几篇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布哈林的中国政策的文章，看了之后如获至宝，马上与他周围的人共享。他们看了之后，都有拨云见日之感。于是他们把这些文章拿给陈独秀看。陈独秀在后来致托洛茨基的信中，说他一看到托洛茨基的批评文章，就豁然开朗，一切困惑都迎刃而解。其实，这是客气之词。据郑超麟老人说，他是逐步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的，而且在每个重大问题上，都提出过异议，经过深入思考，才予以接受，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探讨第二个问题。

还需要提一下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他于1926年作为培养对象被派往苏联学习。他一直关注联共（布）党内斗争，在思想上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观点，尤其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在学习期间，收集到当时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全部著作和文章。但他没有公开站到反对派的一边。1929年毕业后，为前往王子群岛拜会托洛茨基，他特意取道欧洲回国。在德国，他找到左派反对派领袖乌尔邦斯，得到托洛茨基的地址，就起程前往土耳其。由于有乌尔邦斯的介绍，他顺利地见到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非常重视中国问题，放下手中工作，与他长谈。先是每天上午谈，后来为了不影响他回国，改为整天谈。就这样，托洛茨基与刘仁静谈了十多天。但在刘仁静返回德国，准备取回他寄存在乌尔邦斯那里的一箱托洛茨基著作时，却发生了意外，乌尔邦斯宣称他已经与托洛茨基决裂，拒绝把这箱书交给刘仁静。刘仁静为此捶胸顿足，惋惜不已。不过，他还是把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中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中国》以及托洛茨基与他谈话的精神带回中国，对中国托派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虽然中国托派有陈独秀这样的领袖人物，也有不少原中共高干如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也不乏热血青年。但它的命运与当时其他各国的托派一样，在国民党当局和共产党的双重打击之下，它甚至未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更不用说起重大影响了。在这个脱离社会运动的组织之内，却有几个派别，彼此争论不休。后来，他们中有的人退出了托派，如陈独秀，更有甚者加入了国民党，如刘仁静。但更多的人坚持下来，直到1952年，毛泽东下令将中国托派分子一网打尽。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托派，从此不复存在。被捕的托派分子轻则判刑10—15年，重则无期徒刑。刑期满者陆续释放，那些被判无期徒刑者，直到1972年才获释。此时，那些尚在人世的、被判无期徒刑的托派上层人物，只剩13人了。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在中国

据郑超麟回忆，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在中国最早翻译出版的情况如下：1929年尹宽从山东留苏学生那里得到的几篇文章，由他们翻译成中文。在陈独秀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后，由他决定将这几篇文章用铅字出版，书名为《中国革命问题》。刘仁静带回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以及托洛茨基起草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政纲草案》，作为《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二集出版。这两集总计十多万字，是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最早中译本。现在恐怕是难得一见了。后来，在20世纪40年代又出过一个译本。这个译本除了收入两集《中国革命问题》中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之外，还增加了托洛茨基流亡国外后对中国革命问题发表的评论，以及对中东路冲突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插手广州起义，使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出于镇压中共和亲近英、美的需要，蒋介石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端，并指使张学良挑起“中东路事件”。1929年6月，张学良决定用武力收回中东路，7月11日，将俄方局长免职，并将俄方工作人员59人遣送回国，同时收回中东铁路专用之外的电讯机关，解散苏联远东贸易局、商船局、商业联合会等机构。7月17日，苏联宣布断绝与南京政府的外交关系。20日，苏联红军向东北军发起进攻，11月，满洲里、扎兰诺尔、海拉尔等地相继失陷。12月3日，英、美、法等国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建议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蒋介石授意张学良与苏联谈判。12月22日，中苏双方签订《伯力协定书》，规定“按照中俄、奉俄协定恢复冲突以前状态”。长达半年的中东路事件就此结束，中苏两国关系得以缓和。

在中东路冲突期间，国际反对派内部就此爆发了激烈争论。不少人主张支持中国，反对苏联侵略。托洛茨基著文反对这种立场。他重申，苏联应无偿地将中东路还给中国，但不是现在的资产阶级政府，而是真正的人民政府。在中国革命人民尚未夺取政权之前，把中东路保留在苏联手中，对中国革命和保卫苏联来说，都是有利的。、中日战争的述评，书名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问题》。由于出版年代较早，此译文集只有在图书馆中才能看到。出于政治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本书就没有再版过。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没有出版过俄文专集。该译本是根据英译本转译过来的，反复迻译，难免有失真之处。再加上翻译年代较早，现代汉语与当初的文字已有一定的差距，已不太符合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此外，繁体字和竖排版也是阅读障碍。

译者水平有限，译文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