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的途径是“召开全民代表会议”。这应该使“国民党成为一个政党，它的使命是进行国民革命”。对于军阀不会为召开人民的国民会议提供机会这种反驳意见，宣言以关于政党监督和所有阶级的一致性等泛泛之词来答复。在政纲的23条中，只有12处有对结社和集会等自由的要求。在结尾处，声明宣称：

他们（军阀）指责我们的政纲是革命的。就算是吧，它符合人民所有阶层的刻不容缓的紧迫要求……居民所有阶级的统一战线应该建立在共同的政纲之上。加入这场斗争的人都应该坚决捍卫这些要求。他们应该为这些共同利益斗争，而不是自私地捍卫自己本阶级的利益……

整个声明从头到尾渗透了劝说资产阶级的意图，而不是争取无产阶级。这样的立场是对国民党右派、中派和假左派的领导不可避免的让步的前提。在这个声明中表现出的政策，实质上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术语稍加掩饰的三民主义。

在这些条件下，共产党人接受根据蒋介石的建议而做出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下述决议的事实，就不足为奇了：

凡他党（即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训练其党员明了国民党的基础是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对孙中山总理和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失去了共产党存在的意义。

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关于民族统一的唯心主义思想的学说，在共产党人还能在一个不定型的联盟中与大学生、进步商人在一个组织中共处时，它还能起相对进步的作用。中国社会中和国民党内的阶级分化不仅是不可抗拒的，还是深刻进步的，它同时意味着三民主义完全过时了。共产党拒绝批评这个将日益束缚中国革命手脚的学说，就是自杀行为。然而，当这个责任是在同一个政治组织的框架内的强制性组织共处的产物时，共产党人就是自愿地进入全面受压制的少数的状态。

摆脱这个深刻矛盾和完全不允许的情况的出路，不在最近一次中国共产党全会寻找它的地方，不在力求于国民党内“取代”左派，不在温和而不露痕迹地教育和推动他们，不在“协助在小资产阶级组织中建立左派国民党外围”。所有这些处方，甚至是它们的公式，都与过去孟什维克的伎俩致命地相似。出路在于，作为独立政策前提的组织上的划分，首先着眼于觉醒的工人，而不是国民党左派。只有这样，与国民党或其各部分的结盟才不会是建立在沙子上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转变越快，对中国革命就越有利。

两个结论：

第一，上面，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进行了批评。根据过去的经验可以期待，我们的批评会被描绘成敌视中国共产党工作的表现。可能断章取义地摘出一两句话，旨在证明，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来说，是革命运动的“制动器”。对这样低劣的“批评”的害处，用不着多费唇舌。但事实胜过所有的虚构和中伤。哪怕是在中伤已经大量印刷和传播的情况下，正确评价、及时预见的事实也会取得胜利。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批评，是出于力图帮助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避免那些早就在其他国家经验中得到验证的错误。应该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负责任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党的领导集团。违背事物的全部进程加入国民党，是莫斯科授意的，并被当做是列宁主义的最高戒条。中国共产党人除了接受从这个组织戒条中得出的政治结论外，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