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中关村地区坐落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长期以来是中国高等教育及科学研发的中心。1978年我第一次访问时，这些研究机构刚刚从“文革”中开始恢复。在那时，预期中关村将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国际创新网络中的重要节点，简直近于幻想。但是，在那一年，中国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发布了科技发展的长期规划，并签署了一系列与美国开展科技合作的有关协议。这些协议帮助一批又一批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来到美国的主流大学和创新中心，其中就包括硅谷。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的决策者和科技工作者努力克服各种困难，试图建构一个国家创新体制，以服务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达成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所制定的现代化宏大目标。从“文革”前的经验出发，当时的主导思想特别重视由上而下的发展规划和中央制定的研发方向。但是到了1980年，对美国创新体制的新接触，促使物理学家陈春先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更加强调科技工作者的创业精神，并提倡政府培育这些由研究单位衍生出的科技企业。逐渐地，新公司开始出现在中关村的街头，而高科技创业文化的种子也随之播撒开来。1987年，我在主持(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北京办公室的工作时，从这许多家小公司中的一家购置了办公室的电脑，而这家从中科院衍生出来的小公司，后来就发展成了今日的联想。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国家创新体制的重建和重新导向有着重要的意义，在1988年确立中关村为高新科技试验区的决定，就是认识到这一价值的结果。很快，中关村经验吸引了其他城市的注意，大量的高新技术区在中国各地建立起来。而更重要的是，这种高科技创业精神也随之扩散，使中国能在今天参与到国际创新网络中来。

在我第一次访问中国33年后的今天，中关村已经成为一个兴旺发达的科技研发中心和科技创业基地，并还将继续成为一处制度改革的实验场。中关村已经成为一处磁极，吸引着海外工作的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吸引着国际高科技企业安家落户，成为中国近30年来科学技术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辉煌象征。现在，在一定意义上，这一循环已经建立：硅谷的成功启发了中关村的建立，中关村的建立扶助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这一产业现在正与硅谷和其他国际创新中心开展竞争与合作。

在这些发展的表层之下，是一个有着丰富社会学内涵的以太平洋两岸华裔科学家工程师受到硅谷高科技创业文化所提供的机会的吸引，建构起一个社会网络的历程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学故事。而这本书鲜活地叙述的，正是这个故事。王德禄和本书的其他著者，对于中关村的发展有着长期而直接的观察，对于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决策者也提出过重要建议，这使得他们成为著述本书的不二人选。因而，能够由他们来讲述中关村的发展经验，讲述中关村与硅谷的重要互动，以及在这互动下的社会网络构建，并且提出他们对中关村经验的更广泛的国际意义的评估，我们应当感到十分幸运。

理查德·萨特迈耶

美国俄勒冈州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