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这是经济目的。欧洲国家政府期待在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造以后，能够减少或消除政府对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将企业推向市场，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主体，迫使企业降低成本，扩大销售，提高效益，从战略上提升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四，在垄断性行业引入市场竞争，这是校正社会公平目的。欧洲主要国家在垄断性行业广泛推行私有化改造运动，普遍伴随着放松垄断性行业市场管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大量引入新的市场经营者和竞争者。在垄断性行业调整社会公平尺度，大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第五，扩大“社会资本”，这是社会改造目的。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完成以后，到了20世纪70、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通过向社会公开发售国有企业股票，使原来国有企业的股份被社会公众和企业员工广泛持有，将促进资产所有权的分散化，实现“经济民主”和“股份民主”，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占有和公平分配。西方国家这种推行“人民资本主义”的办法，实际上是广泛动员民间资本和社会资金参与国家经济发展，扩大社会投资和社会资本总量。

第六，赢得竞选胜利，这是政治目的。欧洲主要国家执政党通常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作为竞选纲领的内容之一，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就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造作为赢得大选的主要经济纲领，他们期待利用廉价出售或赠送股票的办法来争取得到更多选民的支持。两德合并以后，当时的执政党将原东德国有企业实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造作为德国统一过程的关键性措施和工具，提升政党声誉，争取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由于政府政策目标多元，而且有些目标相互之间还存在明显矛盾，政府经常面临两难选择，在很多情况下，政策被迫采取两权相较取其重的做法。政府的两难处境主要体现在：为扩大股份的社会化持有，有时需要向社会公众和企业员工优惠低价出售企业股票，这势必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又需要向外资出售企业股票，这样很有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这就迫使政府必须仔细估量每个目标的权重，明确目标实现的优先顺序，以消除潜在风险。英国在私有化改造的第一阶段、意大利在私有化改造的第二阶段都将改善财政收支状况作为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而德国始终把淡化政府参与经济角色、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强化市场竞争作为主要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