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集的场所。在清末时期，有清国留学生会馆;民国以后，有中国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简称中华青年会，又称青年会)。

清国留学生会馆在1902年建成[1]。在这个会馆出现以前，初期的留学生有所谓“励志会”的组织。该会会员有范源廉、曹汝霖、蔡锷、章宗祥等，都是留学生的领袖。其后，以这些人为首脑，并得驻日公使及其他方面的协助，留学生会馆遂告产生。馆址在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18番地(现在的骏河台2丁目3番地）。沿着从水道桥车站向御茶之水车站的沟渠的内侧山坡(皂荚坂)的顶部，隔着沟渠可望见本乡一带的人家。在皂荚坂的那边，又可见到小石川，牛込方面的人家，正对着的是九段台地。日语教师松本龟次郎描述如次：那座建筑物有两层高，正面至少有5间(30尺)之宽。纵深我想是在8至10间之间。正中有走廊通过。楼下设接待室、会议室、事务室等多种房间，二楼则是教室。“在这座建筑物之旁，另有一户门牌细小的家。住着一个姓细川的男人[2],兼做传达工作，又推销这里出版的书，生活过得颇为写意。”[3]

这里是留学生的世界，仿佛是中国在日本的缩影。它是策划留学生全体活动的机关，有会议场、演说场、日语教室和俱乐部等，更是留学生书刊的翻译和出版的总部。

松本龟次郎在《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中指出：

在今日的中国青年会会馆设立之前，留学生用这里作为集会的唯一的场所。

关于留学生的公共事务，常在这里商议决定。譬如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以及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运动的有关会议都在这里进行。来自中国的视察人员抵日时，也会循例会晤这里的干事。

1902年，奉袁世凯之命到日本视察农务的黄璟在他的《游历日本考查农务日记》上说：

九钟，与秦辉祖至支那留学生会馆。章宗祥、曹汝霖、范源廉、陆世芬、沈琨、何厚个等留饭，并赠以《同瀛录》……会馆章程、政法丛书、《译书汇编》。乃法政大学学生吴振麟等课余所译录，关于政治学术之书也。已印刷成编，南洋大臣已通饬所属全部购阅。[4]

同年清皇族载振所写的《英轺日记》也记有：

是日，中国学生五百余人，为欢迎会于会馆。请余一往临存。余于午初刻，率同参议、参赞各员赴会馆。使馆参赞铨林、翻译冯国勋咸在。会馆为学生总长暂租，在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田(町)19番地。房屋甚窄迫。余下车，诸生排班晋谒，彬彬有礼。余因近时学派歧杂，异说朋兴，爰将为学大旨，为诸生勉励数言。[5]

1903年抵日游览的周辑之所写的《东游日记》，这样说:

赴清国留学生会馆，晤张肇桐，捐金百元。[6]

李宗棠的《劝导留学生日记》中所录的公使杨枢的《学界风潮始末记》之中，所称“总会干事”即指会馆的干事。总会当是留日学生总会之意。

吴汝纶在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发生之时，会见日本外务长官珍田舍己，向他建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