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住一个军官宿舍的是翻译官金爷，戴个小眼镜，喜欢眯着眼看人，过来没几天就和我很熟了。有个晚上金爷弄了点儿小酒，说要给我说说这战俘营的内幕，聊聊战俘营里那群不和我们来往的鬼子兵的事。二两白酒下肚，老爷子明显有点儿高了，眯着眼问我：“邵德，像你小子一个上尉军官来咱这儿当个连长，估计是以后还要继续往上升的吧？”

我嘿嘿笑，没有回答。金爷便莫测高深地笑笑，说：“也好啊也好！这鬼地方虽然闷，但也清闲，在这儿混段日子再上调也好，总比很多兄弟被拉去前线和咱自己中国人打仗好！起码不用沾自己同胞的血啊！”

我摇摇头说：“在这儿看守着这些战俘，都是自己同胞，每天看着他们活得像狗一样，还不是一样地难受。”

金爷叹叹气，说：“那倒也是！但总之心安一点儿吧。咱这些皇协军，说得好听点儿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卫士，说白了不就是小日本的走狗？唉！这年月啊，什么人都难。所以我还时不时地想，老子当年跟着杨建他们跑了，现在还说不准活得能有点儿尊严。”

“跟杨建他们跑？什么意思？”

金爷见我一脸的疑问，便嘿嘿地笑道：“想听故事啊？上烟上火，金爷我今晚难得开心，给你说说咱战俘营唯一的一件大事。”

我呵呵笑着给金爷把烟点上，金爷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给我说起远山战俘营三年前发生的故事来：

当时是1938年初秋吧。前晚的一场暴雨，把战俘营外的铁丝网冲倒一片。日军小队的坂田少佐便要咱皇协军派了三四个士兵，押了七八个战俘出去维修。

十几个人开了部卡车出去不久，天便又暗了下来，又是一场暴雨来了。一干小日本便都窝进了营房，我们一群皇协军看守也把战俘都早早地赶去了号房，留几个站岗的外面守着，躲在营房里赌起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