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009年）2月的一天，我和红兵通电话，谈到很多话题，其间还就吴非的杂文争论了几句。晚上我给红兵去了一封信——

红兵：

最近几年和一些老知识分子交流比较多，谈的都不是语文，而是中国的时政和未来。说真话，和他们比，我觉得自己完全是个苟活者。我真的想早点退休，做一个自由人，让灵魂飞翔。

今天早晨给于漪老师打电话，想问她生日哪一天，因为我只知道她生于1929年。结果，她说她生日刚过。我真诚祝她健康，接着我们聊了几句。放下电话，我想，于漪等被某些年轻人看不起的“那一代”标志着一种风范一种境界，但愿这种风范和境界不会成为绝唱。

下午和你说吴非，我之所以现在到处推荐吴非，是因为他从许多司空见惯的“常态”中揭露出了病态，他说的不过是常识，但在一个互相欺骗的社会，说出常识便是深刻，更是勇气！因为比知识更重要的是见识，比见识更重要的是胆识，比胆识更重要的是常识。读他的文章，我好多时候感到惭愧，因为从中读到了我的庸俗和苟且。

写到这里，我把你作为最好的朋友，想给你提个建议：我们一起来抵制“公开课”，怎样？这里说的“抵制”，不是说我们要去“做”什么，而是我们可以“不做”什么——这里的“什么”，就是指到处借班上课。十年前，我们讨论过公开课的弊端，可是你我一样到处“献课”。相信你和我一样，有着许多无奈。但是，凭着一堂上得极为熟练的课走遍天下，所谓“一招鲜，吃遍天”，我越来越觉得不好意思了。而且，这种做法，也不符合语文教学常态。于漪就是不上公开课的。所以，现在别人请我讲学，我说作报告可以，但课坚决不上，我不想演戏。

前年在一次讲学的时候，谈到什么是真正的语文教师，我说：“在我有限的视野中，我最敬佩的两位语文老师是上海的程红兵和南京的王栋生。”常常有了什么想法我自然会想，如果红兵在我身边，多好！

好了，不写了。下次到上海，如果你也在，我们聚聚。

镇西

2009年2月24日

这封信，不过是我和红兵一次真诚的交流，但它最自然地体现了我俩的“君子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