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没有定义的

很坦率地说，遇见利智以前，有很多女孩子在追我，可利智是第一个让我愿意付出一切的女人。我是个喜欢思考、不爱出声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可跟利智认识两天后，她就可以说出我心中所有的忧虑、要奋斗的决心等等。那个时候，我很震撼，也很骄傲。很快，我就明白了，当我愿意为一个女人付出一切的时候，这就是爱情，没有理论，没有什么定义。

在我和太太结婚之前，准备拍《卧虎藏龙》的李安导演找到了我，他想让我参与这部电影。可电影开拍的那年，我要结婚，太太要生孩子，此前我已经答应她，如果她生孩子我就一年不工作，在家里好好陪她。所以，为了我们之间的承诺，我没有答应拍《卧虎藏龙》。对很多人来说，这可能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但对于我而言，能够得到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而已至中年的我，也越来越觉得任何事都没有家庭重要，尤其在太太生下女儿后。

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外打拼，总是将事业放在第一位，对两个大女儿的照顾很少。与前妻离婚后，我将两个女儿送去母亲那里，而我做的只是给她们寄钱，找最好的学校。但慢慢地，我对她们的歉意越来越深。后来，当我成为4个女儿的父亲后，我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尽最大努力履行自己的责任，让孩子们感受到更多的父爱。

2007年，在刘德华香港红馆的演唱会上，女儿Jane穿着自己最喜欢的蓝色舞裙与刘德华一起跳拉丁舞，这是她当时的圣诞梦想。

我从小比较叛逆，不爱听大人的话，后来自己当了父亲，我就很在意孩子们的想法，我一直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让孩子觉得我很啰嗦，或者强加给她们一些价值观。每个人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孩子愿意做什么就让她做，只不过，我要帮她们分析清楚，为了做这件事她必须付出些什么。

现在，我的国籍是新加坡，之所以移民到那里，主要是为了孩子。之前，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一直很想给她们找一个能放心又可以学中英文的地方，让她们安全成长。走了很多地方，最后选择了新加坡，她们在那里我很放心，我可以连门都不用锁，就出去做我自己的事情。

回到家中，我经常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和女儿们交流，让她们更加信赖我，愿意对我敞开心扉。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珍惜每时每刻，跟家人一起分享所有的爱与快乐。

“壹基金”，用爱关怀受伤心灵

2004年，我和太太还有两个女儿经历了海啸。回家之后，我就告诉太太，剩下的生命是我们赚回来的，我们应该做些回馈社会的事，太太非常支持我。于是，我们一起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壹基金”，并开始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奋斗。

“壹基金”的理念，就是说每个人每个月拿出一元钱，就能为那些处于灾难、疾病中的人们带来许多帮助。我一直在说“天下为一家”，如果这件事做得好，我们就不用等到每一次灾难降临时再呼吁救援。

我去过不少灾区，知道灾难发生的头三天是非常重要的，那时的灾区民众有深深的恐惧感，外界到底知不知道他们身处灾区？有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们？那个时候，很多难题可能都要靠国家应急中心去解决，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像云南地震，当知道发生此事时，我们就立马与云南红十字会取得联系，第二天已经将粮食送到灾民手上，速度很快。我想，将来基金会发展得更大时，我们还能做更多的事情。

其实，我和太太早就将“壹基金”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了。我们用两年的时间来筹划运作，而我们选定的项目，就是关注心灵受到伤害或有心理疾病的人。两年的时间里，我们花费800万元咨询费，请全球顶级咨询公司帮我们做精密的市场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2003年全国有25万人自杀。而当时，全国还有3000万心理疾病患者，另外，在高速发展的社会里，很多人都有一种焦虑的心态。

于是，我们将基金的宗旨定位为对心灵的关怀。心灵的创伤、心理的疾病其实很难康复，它不像外伤或其他疾病，住院后能够立马见效，它需要全民的长期关注。所以，“壹基金”跟其他基金不一样，它本身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就是说当你捐一元钱的时候，你其实想到了关心他人，你将爱传递给了他人，这就是善；而对你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被帮助的人也会感恩回来。

为了慈善变成“话唠”

现在，“壹基金”已经拥有许多义工，北京有1000多个大学生及9所大学都有参与进来。但在最初筹划之时，为了动员更多的人支持“壹基金”，平时不太爱出声的我几乎成了“话唠”了。

那时，我见谁都会跟他谈“壹基金”，在电影片场，连临时演员我都“拜托拜托”。剧组每天都有通告，上面写着哪位明星明天几点该干什么、去哪里等，后来我就在上面加上“希望大家支持‘壹基金’”之类的话。有一天，我还把徐静蕾专门叫到车上去，她以为要谈剧本，没想到我一张口就说“壹基金”，想请她一起来做这个项目，她也很支持。

慢慢地，在我动用拍电影20多年来的人脉后，“壹基金计划”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后来，我又去了美国，向NBA与克林顿基金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