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914 年，汉堡的资本和货币市场已经高度发达。股市每年发行股票数量增至30~40 只，上市股票总额达到9 亿多马克。抵押贷款的市场更大。此外还有5 家储蓄银行，存款总额达4.17 亿。②最后，作为货币增长的一项指标，德意志帝国银行汉堡分行的交易量在1890~1913 年每年增长3.9%，而直接转账交易量则增长了2.5 倍。没有这些不同的货币形式提供流动性，工商业的钢铁飞轮就不可能旋转。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这些飞轮一直在以匀速飞转。尽管汉堡经济在19 世纪空前增长，但有时仍然会出现剧烈的波动。在1790 年后的20 年内，战争先是引发了泡沫，又在1799 年后导致泡沫破裂。美国在1857 年8 月经历的金融危机暴露了整个汉堡信贷体系的脆弱：在汉堡，145 家公司纷纷倒闭，负债达3.4 亿结算马克①，原本备受推崇的结算银行汉堡银行，不得不依靠奥地利信贷银行的贷款来渡过难关。和柏林相比，1873 年经济危机及随后的经济滞胀（曾被称为“大萧条”）对汉堡的冲击较小，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汉堡的自由港建设带动的经济扩张。但商业周期的变幻莫测决定了经济必然会有低谷，即便是在1895 年以后的黄金时期—1907~1910 年，造船业严重萎缩（见图1.2）。比较汉堡和普鲁士的造船业在1885 年后的实际总收入，我们会发现，汉堡的增长要明显落后于面积比它大很多的普鲁士。②在这种形势下，破产的威胁始终存在，尤其是对于许多小公司来说。1877~1878 年破产的公司达843 家，在1913 年还有311 家公司陷入绝境。

要抗衡市场规律，或者是缓解其负面作用，普通公司的资源远远不够，组织结构也不够发达。在这方面，汉堡经济实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大小企业之间差别显著。汉堡的经济体相对两极化， 规模不是极小（少于10 人）就是极大（1 000 人以上）—仅4 家公司（汉堡– 美洲公司和3 家大船厂）就雇用了汉堡近1/10 的劳动人口，而这些两极化的公司恰恰吸收的就业人口最多。①以资本来计，12 家股份公司的总股本相当于汉堡交易所上市股票总额的近一半，而排名前12 的家族企业紧随其后。②由此可见，汉堡的“商业巨头”包括一系列的精英公司，如舒巴克和泽内、斯洛曼、汉堡– 美洲和韦尔曼等船运公司，博隆福斯、伏尔铿和Reiherstieg 等船厂，以及汉堡商业银行、联合银行、北德银行和沃伯格家族银行等。这些公司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堡– 美洲公司是各船厂最大的单个私人客户，而银行在船运公司的监事会中设有代表。③此外，这些公司还有一些显著的共同特征，尤以官僚现象最为突出，这也是世纪交替之际大公司的通病。

然而，除了规模和组织结构，汉堡的商业巨头还有很多共同点。首先，它们显然都希望使汉堡成为更多货物、人员和资本流动的枢纽。银行、船运公司甚至船厂都是自由贸易政策的受益者，也正因如此，汉堡商业才繁荣起来。其次，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飞跃，德国似乎已经习惯于不断扩张。马克斯· 沃伯格、阿尔伯特· 巴林、韦尔曼家族和布洛姆家族，就生动地诠释了这种锐意进取、开疆拓土的文化。它们的最高原则就是业务增长、高利润和巨额投资（尤其是在航运业），扩张成瘾，“皇帝”号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正是这两点因素决定了在黄金时期突然终结后汉堡工商业的反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