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1914 年之前涉及资本输出业务的汉堡银行与帝国的关系也愈加紧密。当时的德国意识到，资本输出是在国际外交领域中发挥影响力的有效手段。正如阿尔伯特·巴林在1914 年所言，英国和法国“用金钱征服了外邦，（从而）在政治上拓展了势力范围”；比洛在1908 年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但是，谈到基于资本输出的国际政治，最积极的倡导者也许莫过于马克斯·沃伯格了。1904 年，在日本政府为资助与俄国的战争而筹款时，他提供了大笔贷款，自此以后，他越来越专注于国际融资策略：“我做的事是任何一个正常的银行家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做的，那就是直接走进柏林的外交部。”由于沃伯格为德国政府控制当时的中国、摩洛哥以及葡属安哥拉的各种行动提供资助，因此，他当然有权利声称“我们比任何一个银行都更坚定不移地支持德国在殖民地的各种活动”，然而，连他自己也说，这种努力 “没什么回报”。1911 年，基德伦妄图挑战法国在摩洛哥的主控地位，马克斯也卷入了这一系列事件，然而事实最终证明，德国资本市场与英法相比仍处于弱势，法国从柏林收回短期存款，导致股市骤然下挫。

德国金融市场在资本外流时表现出的脆弱性暴露了德国经济统一的一大矛盾。货币统一是19 世纪70 年代自由派取得的最为持久的成就之一，汉堡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马克的前身之一就是汉堡银行成立于1619 年的国际贸易结算中心推出的结算马克。1870~1875 年，几经周折后终于出台了统一铸币体系以及成立帝国中央银行的相关法律，而汉堡的专家在此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例如商会的法律顾问阿尔弗雷德·泽特比尔和马克斯·冯·申克尔；在帝国银行的董事会中有直接代表的仅有5 个邦，汉堡便是其中之一，这也标志着汉堡在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19 世纪70 年代的德国货币体系体现了对立双方的相互妥协，如中央集权派和独立派、自由贸易集团和农耕集团、金（或银）本位制倡导者和复本位制倡导者，以及银行学派和货币学派。因此，1875 年3 月的《德意志帝国银行法》规定，帝国央行的作用是“调节帝国境内货币供应、为平衡国际收支提供便利，并且保证已有资本的充分利用”。但在实际操作上，中央银行却抛弃了实现这一统治性角色所必需的手段。就其在国际上的作用而言，中央银行本质上只是被动地为实行黄金/ 金币本位制提供平台。德国贸易赤字不断增长，经济上依赖短期外债，再加上伦敦和巴黎把持着金融中心的地位，帝国央行对资本流动的控制极为有限，1907 年和1911 年末的危机就是佐证。同时，尽管帝国对纸币流通进行了双重限制（固定限额为2.5 亿马克，超出这一限额须缴纳货币发行税，同时规定了黄金或黄金替代品的储备比率应为1/3），但帝国银行对国内货币供应的调控能力极差，究其原因，一是帝国央行没有规定最低存款准备金率，也没有为政府短期贷款设限，因此，随着“大型”股份制银行的增长—如德意志银行、国家贴现公司、德累斯顿银行、达姆施塔特银行以及柏林商业公司等，帝国央行已经无法监管如此庞大的信贷储备了；二是随着直接借记或“直接转账”系统的发展，德国的货币量事实上增加了，并且不受债券发行规定的限制。也就是说，虽然1890~1904 年德国流通中货币的年增长率为3.2%左右，但银行中介业务的增加导致货币总量的增速更快。对汉堡来说，德国货币体系的这些独特性有三大意义。首先，在短期国际资本账户上，汉堡是净债权人，1907 年和1911 年使柏林货币市场受挫的那些危机并没波及到汉堡。其次，柏林渐渐控制了德国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和帝国央行位于柏林的总部相比，汉堡分行的业务量持续下降；汉堡的很多股份制银行将公司总部迁至柏林。最后，虽然1890 年之后的通货膨胀率只有1%左右，但货币扩张（以及食品进口关税的提高）无疑激发了通货膨胀。民众也感受到了这些变化。当时的研究者坚信生活成本增加与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选举中的支持率上升有关。一位评论家在1911 年9 月这样说道：“一些人在谈论摩洛哥，而所有人都在谈论生活成本的上升。”尽管在1907 年之后，帝国首次采取措施提供用于普通交易的低面额纸币，但毫无疑问，人们用一天半的辛勤劳动换来半泰勒银币的时代已经远去，在德意志帝国银行诞生的20 年后，货币稳定的时代即将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