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汉堡那些举足轻重的人物几乎一致认为，政府融资是德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的根源。1916 年，沃伯格明确提出货币扩张和政府借贷有关；1918 年6 月，他呼吁政府通过“最大限度地降低开支和严苛的税收”来缩减政府负债，并将其视为“保护德国人民免于通货膨胀之灾”。沃伯格从未否认抑制货币量增长的必要性，他只是主张货币供应应由商业活动（无论是真实的汇票数量还是贸易赤字都可以体现这种活动）来决定，而不是一个固定的货币与黄金的比价。同样，如果财政瘫痪，沃伯格也得不到任何实际利益。他在战争期间用典型的黑色幽默评论道：“德国一旦输掉战争，德意志银行就会无法承兑我们的债券，那时我们也只好大笔一挥，宣布‘暂停承兑支付业务。M?M·沃伯格公司’。”然而，1917~1918 年，德国财政政策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即使沃伯格已接受赫弗里希的主张—战争债务最终会由战败的协约国赔款来偿付：1914 年11 月，他提出德国应索赔500 亿马克，并且认为战争最多持续4 个月。虽然他从一开始就承认“战争拖得越久……我们能够提出的合理赔偿要求就越多，敌人也就更难……达到这些要求”，他还预计如果战争持续到1918 年5 月，赔款数目将高达1 000 亿马克。没有了赔款，政府停止借贷的唯一方式就是缩减开支和增加税收。但汉堡经济的核心—航运业和造船业—开始依赖持续发放大量的政府补贴，并且已经与政府达成协议，该协议还认为在战争结束后，通货膨胀至少仍将持续9 年。不仅如此，通过高税收来消灭财政赤字也让商人们惊恐不安：“不仅是我们自己，连我们的孩子也要承受高税负。”最后，在大批军人被遣散这个关键时刻，如果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必然会引发一波失业潮。就在“一战”停火前10 天，巴林观察到“住房、照明、就业尤其是食品等问题”，很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退伍军人没有住房，食品没有保障……生活在恶劣的照明条件下……在冬季，下午4 点以后他们就不得不到大街上去，这些无疑都是极其危险的因素”。在为1918 年遣散军队作准备时，新成立的德意志经济事务部也在重点关注这一问题。换言之，各种有力的证据表明：结束通货膨胀会威胁到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在汇率问题上也有类似的观点。“一战”期间，沃伯格等人支持利用外汇管制以及限制进口来预防马克贬值。1916 年1 月，弗朗茨·维特赫夫特曾发出警告，即使赢得战争，德国仍然需要依靠外债来避免出现国际收支危机；“但如果在原材料进口方面允许投机买卖或者市场自主，那即使借外债也难以让我们的货币回到原有水平并维持下去。”由于战前的贸易和战争期间的进口信用证都尚未付款—例如沃伯格在瑞典洽谈的那些业务，德国企业欠下巨额外币债务，这促使德国想方设法维持原来的汇率，因为马克贬值会造成偿还债务的货币成本不断上升。然而沃伯格却坚持认为，战争结束后不能继续实行外汇管制，“这些措施（即和平时期的外汇管制）会严重破坏我国货币在国外的信用，其危害程度远大于短期内的逆贴水，甚至是食品和原材料市场暂时的超高物价”。他提出，应由市场来确定货币的汇率水平：“汇率必须由经济状况决定；在战争结束后，无论我们是否欢迎，都必须经历自由价格机制的痛苦考验，从而达到新的稳定状态。”

既然马克贬值可能会使德国的外币债务翻倍，甚至翻两番，为什么沃伯格准备让马克汇率自由浮动呢？答案就在于自由浮动汇率对出口的作用。沃伯格指出，货币贬值对国外购买者来说意味着德国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从而刺激了出口；同时对于德国公司来说，进口商品价格高昂，令人却步。经过一段时期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国际收支会相应地进行自我调整。巴林在1917 年9 月的一份重要备忘录中描绘了这一重要观点：

我认为我们的货币形势日益严峻，如果巧妙地利用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有效改变别国对我们的厌恶情绪，敌人可能不愿与我们有贸易往来这样的障碍也能被克服。美国人用1 美元能从我们这里买到价值6.2 马克而不是4.21 马克的货物，这会让他们重新对德国抱有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