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处理了几十次“恐怖事件”并且成功地让其他众多事件没有被媒体披露出来，在1997 年我受到公司的奖励，晋升为公司总部的职员。这也意味着我将不得不从康涅狄格州搬家到费城。虽然我的家人对于搬家都不是很开心，但是升职后我的薪水会很高，这让我舍不得拒绝。我在新岗位上发展的很好，2002 年时我已成为公司宣传部门的领导。2008 年5 月辞职时，我已经是公司的高级公关主管。

在信诺那几年，除了做好公司的工作外，我在整个保险行业中也变得越来越活跃。我经常乘坐火车到华盛顿，成了美国铁路客运公司的常客，这时我真的觉得我的事业到达了顶峰。我曾与其他大型保险公司的同行在众多行业协会的委员会和特别小组中密切合作。我们也经常在我们所聘请的公关公司的办公室会面，商讨成立合作联盟和影子公司，从而推进保险行业的政治进程。这是一个持续努力的过程，目的是为了阻止保险行业所担心的反对管理式医疗保健计划的相关法案被制定出来。

当时，民众对于健康维护组织的强烈反对意见已经传到国会耳中，每年都会有好几个议案被提出来，这些议案旨在迫使保险公司改变或者完全停止各种降低医疗服务支出的行为。例如，拒绝把某些医生和医院纳入他们的医疗保健提供者网络中，拒绝为某些医嘱治疗服务支付医疗费用，除非有足够的理由让保险公司相信这些费用是必需的。为了确保这类法案不会通过，我和我的同事雇用了华盛顿最大的几家公关公司来实施一些秘密行动，操纵公众对于这些话题的看法，以此来扼杀不利于保险行业利益的立法。

国会两党共同努力想通过《病患者权利法案》，而我们所做出的反击是我们最成功的秘密活动案例之一。该议案中有许多保护消费者的规定，其中有一条就是保险公司如果拒绝为医嘱治疗服务支付保险金，就必须为投保人提供一个外部审查的渠道。该法案将扩大投保人的权利，对于违法拒付保险金的行为，投保人有权控告保险公司和雇主。通过波特诺韦利公关公司，我们成立了一个名为保健福利联盟的影子公司，开展了一次危言耸听的舆论攻势，让公众和立法者们相信一旦《病患者权利法案》通过，就会引起一波大规模的无谓的诉讼浪潮，而这又必然会导致医疗保险费飞速上涨。

我那时并不觉得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道德的或者是卑劣的。我们很博学，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我们可以很自如地参加任何鸡尾酒宴会，不管宴会是为了什么而举办。我们很有魅力，口才很好，也很世故。我们穿着得体的衣服，在最高级的餐馆吃饭，住在最好的房子里，让孩

子就读当地最好的学校。我们认识国会和白宫里的人。我们每天都和《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的记者们交流。我们有很大的权力，也很有影响力，虽然这远远不能和我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相比，但是我们所做的、所说的都是很重要的事情。美国梦不可能比这一切更好了。

在工作中，我会谈到那些没有投保的人，但只是会提到关于他们的一些数字。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就是一堆数字，没有名字，没有面孔，也没有家庭。我也会谈到信诺数以百万计的客户，同样，他们也没有名字，没有面孔，没有家庭。

我还会谈到信诺从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客户中所收取的数十亿美元的保费和其他费用，以及每个季度公司可以从这些费用中所获得的亿万美元的收入。

我还谈到公司的营业模式及每股收益、医疗损失率，还有华盛顿所发生的事情，等等。

我在这种抽象的世界里工作和生活，当初在金斯波特生活的日子已经越来越遥远。但是我开始问自己，管理式医疗 特别当其管理者是大型营利性保险公司时 是否真的是美国日益严重的医疗危机的解决途径呢？

然而，一场电影、一趟到田纳西州的回家之旅，以及一个17 岁女孩（只比我女儿小3 岁）的惨死，让我看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开始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我所在的世界，以及我所做的事。我即将经历一次根本性的转折，我的人生方向也将因此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