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冬梅眼盯着那一行字不能移开。

“不只中国，全世界都进入了2001年!哎，我说你是不是神经真有毛病呀?”

肖冬梅默默将杂志放在茶几上，默默将一只手从两颗衣扣之间插入上衣内，表情极其庄重地往外掏什么……

她缓缓地掏出的是红塑料皮儿的“红卫兵证”……

她向女郎双手呈递……

女郎说：“今天我可真开了眼了!”

女郎第一次见识到“红卫兵证”——她接在手里，打开来一看，不禁地又嘟囔了一句：“还他妈是钢印!”

肖冬梅却斗胆批评道：“你满嘴他妈的，语言很不文明。女性这样，尤其不文明。”

女郎朝她瞪起了眼睛：“你别他妈教训我!你们当年那些所谓的‘革命’行径就文明了吗?”

于是红卫兵肖冬梅识趣地低下了头，保持着近乎高贵的革命者姿态，一副不与对方一般见识的模样。

肖冬梅的“红卫兵证”上，清清楚楚地填写着出生于1952年8月15日。没有任何一笔涂改过的笔画。被钢印压过了一角的照片上的肖冬梅，当然也和女郎眼前的肖冬梅一模一样，仿佛只要把她的脸缩小了，往照片上一按，就会五官吻合甚至纤发不差地复叠在一起。

女郎像格外认真的海关检查员似的，仔细地看一会儿照片，又仔细地看一会儿肖冬梅，如此数次。

三十四年前的红卫兵肖冬梅特别经得起端详地问：“大姐，您看出我的红卫兵证有什么破绽了吗?”

这回轮到女郎只有一声不吭地摇头的份儿了。

“我叫您大姐，您不会觉得我是在巴结您吧?”

“你当然可以叫我大姐，不过别‘您’、‘您’的。我不喜欢别人在我家里对我‘您’、‘您’的!”

“那么大姐，你认为我的红卫兵证是假的吗?”

女郎再看一眼红卫兵证，又摇头。

“我有没有可能是在冒充红卫兵证上那个叫肖冬梅的中学生呢?”

女郎依然摇头。

“那么大姐，我现在倒要请教于你了——红卫兵证是真的，而我正是照片上的人。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我出生于1952年，而我现在十五岁……那么今年怎么会不是1967年，而是2001年了呢?”

肖冬梅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这……”

女郎一时被问得睖睁。

“我不想像你说我一样，说你神经是不是有毛病那种话……”

“可你他妈的已经这么说了!”

肖冬梅特有教养地微微一笑：“你又说‘他妈的’了，不过我想，如果你已经习惯了，我也会慢慢习惯的。”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真他妈的见鬼!”

“反正我可以肯定我自己的神经一点儿毛病也没有。”

“我的神经也一点儿毛病没有!”

女郎最后看了一眼肖冬梅的红卫兵证，生气而又不知究竟该对谁生气，迁怒地将它使劲儿摔在茶几上。

肖冬梅缓缓伸出一只手拿起她宝贵的红卫兵证，用另一只手轻轻地、反复地抚着彤红的塑料皮儿，如同那是有生命的东西，如同它被摔疼了，如同她是在怜爱它似的。她刚想重新将它揣入上衣内兜，却被女郎又一把夺了过去……

肖冬梅不禁有点儿不安地瞧着女郎，仿佛对方会把她宝贵的红卫兵证毁了似的；仿佛只要对方敢那么做，她则必须一跃而起与对方拼命似的……

女郎转身将红卫兵证放在了桌上。

她自我解嘲地说：“如果我认为咱俩的神经都很正常，显然是不怎么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我坚持认为你的神经有毛病，明摆着你已经出示了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神经并无毛病。如果我反过来这么认为我自己，我又不情愿……”

她掌心向上画了一段弧，接着说：“证明我神经正常的东西更多。这屋里各处的一切的东西都能证明。不过咱们不必继续争论今年究竟是1967年还是2001年了，我看这一点无论对我还是对你都不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