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对欧洲的分析本质上是错的。意大利和希腊搞了这么高的风险溢价，举债需要花很多钱，短期内让这些国家进一步财政紧缩非常困难，唯一的可能就是违约，违约之后把大量溢水包袱给甩掉，同时通过违约将这些国家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将欧洲国家的财政进一步缩减。欧洲国家的财政有两个特点，即两个50％。一个50％是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美国是30％多一点；另一个50％是它的财政支出里的50％以上是用于福利开支，其中削减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所以欧洲在笔者看来可能会出现杀一儆百的情况。即，个别国家如希腊会出现违约，违约之后，不得不进行内部的改革，削减福利开支，通过削减福利开支的方法降低实际工资，降低单位劳动成本，跟上德国人的步伐。违约之后，德法的金融机构会马上出现问题，会带来新的一轮金融动荡，这是在所难免的，但是通过这些调控可以解决问题。

因此欧洲内部的一些改革正在讨论之中，什么时候推出真正的改革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比美国强。美国的情况是什么？之前我们打过比方，美国这个家庭有2.1 万美元的收入，3.8 万美元的支出，信用卡透支1.7 万美元，可是美国这个家庭2011 年8 月讨价还价说要减少开支，减了半天只减了385 美元，3.8 万美元的财政支出，只减了385 美元，可见美国的改革步伐是很慢的。美国还可以拖，因为美国的国债，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流动性最好的、交易最活跃的、大家最愿意投资的投资市场，而欧洲人却拖不起了。

第三，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从政治经济协调的角度出发，欧洲的改革要比美国来得容易。为什么? 欧洲的情况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一旦德国等国家不给希腊、意大利等国提供明显的金融财政上的援助，这些债务危机国家就面临破产。一旦破产就只能马上进行改革，没有退路。而对希腊本国政治而言，内部政治家没有退路，它必须改革。这不是希腊国内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矛盾，希腊国民可以团结一致，勒紧裤腰带，削减财政赤字。所以，欧洲的问题是国与国之间的二元经济，是德国这个已经与中国形成互补的经济体，和目前还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希腊、葡萄牙等国家的矛盾。这个矛盾可以通过违约重组的方式来解决。历史上的各种金融危机之后都带来了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变革，包括印度、巴西等国，为什么它们今天有这么好的经济，不就是因为它们在金融危机时进行了改革吗？违约不可避免，但笔者推断，希腊、葡萄牙会进行深刻的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它们能团结一致，它们认为资本市场整它们了，德国整它们了，它们一定会调整它们的高福利政策。

欧洲的危机不一定是格局性的变化，可能谈不到革命，因为欧元的设计本身就有矛盾，就跟感冒一样，会反复出现，会通过危机的方式让南欧这些国家的福利下降。欧洲的危机本身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和美国的危机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不一样。打一个比方，欧洲的危机是重感冒，通过重感冒让体内的火降下来，而美国的危机就类似于一个变性手术，连性别都改变了，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美国与欧洲的情况相比更为严重，美国的国内经济出现了二元经济。美国的情况是一方面有非常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群体，包括英特尔公司、苹果公司以及它们的工程师，包括做飞机的公司以及它们的制造商，都非常有国际竞争力，像我们的电脑、芯片都是来自美国；但不要忘了，另一方面美国还有大量的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劳工阶层，这部分人是最需要引起我们注意而往往我们还不够注意的。

美国的国民性在产生变化。我们必须特别关注已故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家萨缪尔?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去世前的重要著作，书的名字是“Who Are We?”（我们是谁？）。他的担忧是什么呢？他说，美国的新移民有70％是讲西班牙语的，来自墨西哥等地，而这部分人很难融入美国社会，他们有自己的群体，有自己的学校，连英语都不愿意讲，这就是美国正在产生的内部静悄悄的革命。也许不能叫革命，叫内部的衰退可能更合适。笔者最近在美国待了三个星期，体验非常深，跟10 年前不同，美国现在到处都是西班牙语的牌子，超市、广告、电视大多都是西班牙语。再过几年，美国就是一个双语国家，甚至会是一个西班牙语国家。这部分人没有竞争力，跟我们传统所讲的美国经济是格格不入的。

笔者认为由于美国社会产生了二元经济，因此，反映在政治上，它必然也是二元的。那么这些有国际竞争力的代言人是什么呢？是茶党 ，是共和党。这些没有国际竞争力的代言人是什么呢？是民主党。因此，政治上出现了内讧，本质在于社会的二元经济，而这个二元经济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矛盾被激化了。因为一部分有国际竞争力，一部分没有国际竞争力。因此，笔者认为美国的问题非常严重。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现在美国看不到里根式的领袖人物，奥巴马有里根的演说气派，却没有里根的政治风范。笔者的担心是美国没有明确的改革的政治意愿，更进一步讲是没有明确的改革思路。在里根时代有供给学派，有米尔顿?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有阿瑟? 拉弗（Arthur Laffer）、马丁? 菲尔斯坦（Martin Feldstein）这样一些人，有大量的学术界、思想界的追随者。而今天的美国思想界顶多出来一批天天骂街的、抱怨的学者，像克鲁格曼等人，他们拿不出建设性的意见，拿不出普通民众能够明白、政治家能够跟着走的思路。所以，笔者担心美国的情况会拖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