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将会更加严峻复杂，因此中国经济到了非调整结构不可的时候。经济结构调整并不是新的话题，恰恰相反，它是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调整具有不同的内涵。本文先分析论证了当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三大表象，以及其体制及发展战略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政策取向是宽财政，紧货币，即在深化体制改革基础上实行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金融危机爆发一年以来，世界经济与金融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演变已经远远超出了许多分析家当时的预计。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严峻挑战下，及时做出了必要的调整。就最新的观察来看，中国经济客观地讲已经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最直接的严峻挑战。但是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格局一定会出现根本性改变，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问题，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成为政府界和经济学界最关心的政策话题之一。本文试图从经济调整的紧迫性出发，剖析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失调的具体表现，再深入到这些经济失调表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最后针对经济失调的深层原因，本文提出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即发展战略的调整。

全球经济再平衡呼声高涨： 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更为严峻

中国经济虽然比较成功的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冲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将面临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格局，这一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逼迫着中国经济必须立即进行结构性调整。结构性调整的紧迫性有各种各样的表象，从本质上讲，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必须刻不容缓进行结构调整。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经过各国通力合作，国际金融界比较快的稳定了下来，并获得较快的恢复。不同国家的实体经济也先后出现了止跌复苏的现象。但是国际政策界众口一词，那就是金融危机后的世界不可能回到危机前的格局。世界上占主流的观点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危机前全球经济的失衡。而这一经济的失衡，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包括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看来，核心就是贸易的不平衡，而贸易不平衡的核心就是中国、德国和日本的贸易顺差。于是国际上形成了一种要求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普遍的呼声，这种呼声的矛头直指中日德。对日本和德国而言，他们比较容易地开脱自己的责任。日本政策界反复指出他们多年以来采取的就是华盛顿式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中包括汇率的升值，也包括国内的大幅度的财政刺激，然而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其国债占GDP的比重已经上升到150%以上 ，所以日本的政策制定者们，以一种哀兵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逃脱了国际社会的指责。德国政府在不同的场合也指出，德国是欧元区的一部分，而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贸易是平衡的，同时欧元的货币政策并不掌握在德国一家手里，因此德国政府巧妙、轻松地避开了国际社会的指责。

如此，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讨论矛头直逼中国，国际社会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是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主要责任国，中国的货币政策，包括汇率政策必须调整，人民币必须升值，中国必须想尽办法启动内需，减少对外的贸易顺差。这种呼声也许没有严格学理的支撑，但是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国际舆论的压力，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形象，已经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递到中国与国外的关系上。沈联涛、成九雁（2009）指出贸易领域的全球失衡可能会被政治化，不能够进行客观分析进而按照一种有序、可持续的方式解决。如果中国经济不加快结构调整，不在近期内尽快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的话，我们不仅难于维系国民经济稳步上升的态势，而且也不可能真正在国际上树立起令人尊敬的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