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本轮通胀的性质是成本推动型和输入型，但中国流动性过剩可能引起通胀预期的上升，为防范由此带来的二轮打击，需要适当收紧流动性，并尽快解决负利率问题。同时，在通胀压力蔓延全球、各国刺激政策退出、北非和中东危机、日本地震等错综复杂的国际因素影响下，中国应将汇率、利率、准备金率等政策搭配使用，全方位应对通胀压力，并可以考虑在短期内减免受通胀影响部门的税收，加快人民币资本账户下的可兑换步伐，允许个人出国投资。

本轮通胀有明显的成本推动型和输入型特征

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形成了一个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国内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格局下，物价上涨的基本因素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截然不同。如果说当时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短期内财政支出扩张过快、货币发行过多所带来的总需求迅速膨胀、总供给相对不足，那么，今天物价上涨的主因则是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以及来自国际的大量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两类通胀的性质显然不一样。

今天中国物价上涨的第一个因素，就是由于蓝领工人（主要是外来工或农民工）的供给增长逐步放缓，而保持快速上涨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对他们的需求仍在不断地上升。因此，从2007 年开始，中间虽然有2008 年年底至2009 年的金融危机，但中国基本上延续了中低收入的蓝领的劳动工资上涨速度远远超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的态势。金融危机后，中国还出现了春节后用工短缺的局面。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而言，这一切毫无疑问带来了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这一压力不可能完全由企业压缩利润空间来应对，或多或少地会转移为生产品的价格上涨。比如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 年2 月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了7.2%。

成本上升的另一个领域是农产品。中国的农产品生产虽然连续7 年保持增长，但是应该看到，这是在巨大政策投入的基础上完成的。而农村劳动力投入种粮的积极性，是随着种粮的比较收益一起逐渐下降的，再加上这几年春天都出现了不利天气因素的影响，因此，粮食生产的成本在上升，增产的压力在上升，这也带来了粮食价格上涨的压力。

而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则是由于我们不能控制的因素引起的。比如，新兴市场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在加速，带来了对原材料需求的上涨，如铜的价格屡创新高。2011 年以来，北非与中东政治局势的变化也带来了国际油价的快速上涨，这也将带动中国物价的上升。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总体上讲，当前国内的物价上涨是成本推动型和输入型的，但是，中国的货币存量处在历史最高点，在充足的流动性推动下，物价的上升会带来新一轮的物价上涨预期。对这种二轮因素，我们也不可掉以轻心。

同时也必须看到，与20 世纪90 年代初相比，当前民众的平均收入水平明显提高，用于食品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逐步下降，因此总体上讲，这一轮物价上涨对于居民生活的影响，应该比20 世纪90 年代初动辄两位数甚至20%以上的物价上涨的影响轻微得多。当前居民对物价上涨的担忧和不满程度，应该比20 世纪90 年代初来得轻，百姓对物价上涨压力的抱怨，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其他问题的矛盾的转移。对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有所认识。

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在国际上，2011 年原本被认为是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全面恢复的一年，但是，北非和中东的危机、日本的地震，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必须考虑这些错综复杂的国际因素，其中的重点至少有三个。

第一，通胀的压力在向全球蔓延。2010 年，通胀的压力主要体现在新兴市场国家，比如印度和巴西，它们的通胀率都在6%以上，其中食品的价格涨幅达到两位数。这些国家的通胀与中国的性质有所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总需求的上升和总供给的不足。以巴西为例，在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的进程中，巴西的企业和居民获得了巨大的额外收入，这些收入短期内转变成对产品的需求上涨，因而形成了明显的通胀。而2010年年底到2011 年年初，这种首先出现在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蔓延到了发达国家，如欧元区2011 年2 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4%，环比上涨0.4%，英国最新公布的通胀达到4.4%, 美国的通胀也有上涨的压力。可以预见，在2011 年以至于2012 年，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会有所上升。这对中国经济而言并不是坏事，欧美国家通胀居高不下的客观情况，会使中国的实际利率上升速度放缓，名义汇率的升值对中国出口企业带来的压力放缓。

第二，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国际热钱的流向出现了扑朔迷离、瞬息万变的形势。2009 年下半年至2010 年，国际热钱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国家，但是如今，出于对新兴市场国家通胀的担忧，以及北非、中东以及日本地震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热钱正开始由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流回发达国家。热钱的流向更加不确定，这无疑是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第三，就全球范围来看，2011 年很可能是金融危机后各国宏观、金融政策全面转型的一年。各新兴市场国家面对日益高涨的通胀已经采取了提高利率等紧缩性政策，例如印度、巴西等都有加息的运作，部分发达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提高利率的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元区有可能在通胀高涨的形势下从2011 年下半年开始提高利率。这种变化总体上讲，对当前中国控制和应对通胀是有利的，因为这些地区的利率提高会部分缓解热钱涌入中国的压力，也可以部分缓解中国汇率升值的市场压力，我们需要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