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了，时光让疼痛再一次泛上人们的心头。公元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5分，位于今乌克兰的苏联第一座核电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机组发生爆炸，8吨多强辐射物质喷发泄露，释放出的辐射总量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量的200多倍。这次核事故是世界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惨重的灾难。

戈尔巴乔夫在26日的清晨才获得这个消息，还是他人转告的。那个时候，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任才一年，但他当时压根没有想到这是一个人类元首史上最严重的“下马威”。戈尔巴乔夫后来在那部洋洋洒洒百万字的回忆录里，专门有一节写这个事件，标题就是“切尔诺贝利”（见《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34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这一天他召集了政治局委员开会，在回忆录里他留下了很值得玩味的一句话：“由主管这类问题的多尔吉赫作了通报；他宣布这个消息时讲得相当平淡，没有让人想到危险的巨大程度。”

切尔诺贝利事故本身的特点，给了负责汇报的责任官员“讲得相当平淡”留了巨大的空间，因为这样的核泄露，不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瞬间让万众死亡、把一切夷为平地的情形，而是杀人不见血的核辐射！放射物质随风扩散，10天内放射性尘埃就落到了欧洲大部分地区，最终导致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污染；还好当时有消防队员等等在场人员的全力扑救，才没有殃及其他3组核反应堆，“是他们拯救了欧洲”，否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了。

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发生，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病；在切尔诺贝利上演的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积累起来的一切体制弊端。当年就是为了政治诉求，而匆匆忙忙上马这个核电站的；为了赶工期，大大降低了技术标准；而且戈尔巴乔夫之前的领导人就已经预料到迟早要出事，却没有把安全真正放在第一位，采取有效措施；事故发生后，责任官员向政治局汇报时轻描淡写、大事化小；出事后不及时公布消息，习惯性地以“严格保密”、“内部消化”来解决问题；在出事地点进行警戒，防范外国记者进入，甚至动用克格勃来“防止事态扩大造成不稳定”，还美其名曰这是“善意的谎言”。其实就两字：人祸。

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危机处理过程中，清晰可见“体制病”在那样陈腐的体制里是如何典型发作的！到了4月29日，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消息才第一次见报；事故初期的报道，也只是公布核电站发生了火灾，并没有详实说明发生了核泄漏事故；当地居民通过国外电台等媒体的报道才知道真相。直到5月6日，《真理报》才刊登了第一份有关这一事故的详细报道。这，就是“切尔诺贝利”。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这样说：“现在我要坚决拒绝一种指责，说什么苏联领导人有意隐瞒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全部真相。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前一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不是说“所有苏联领导人”都有意隐瞒“全部真相”，而是确实有 “部分苏联领导人”想隐瞒“部分真相”，因为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说到“政治局里出现了两种观点”，其中一种就是“认为信息应当逐渐增多，以免造成恐慌，从而带来更大的危害”，“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并非独出心裁：迟迟不肯将真相告诉民众甚至本国政府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的历次重大核事故中也时有发现”。而后一句话更揭示了一种可悲又可怕的情形：发生了那么大的悲剧事件，作为偌大一个国家的“一把手”，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内阁”，竟然无法及时了解到事件的“全部真相”！报喜不报忧，“一级一级往上骗”，不正是某种体制中最惯常、最通用的做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