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的论证意在直接对比英国宪法与法国大革命对君主制的抛弃；他的“结论是，英国所推行的谨慎的政治渐进主义优于参照法国模式的理性破坏和重建”（伯克，2006，p.288）。

伯克认为,欧洲文明的根源不仅在于君主统治当中而且在“绅士精神和宗教精神”当中，他所指的分别是贵族和教会的力量。伯克指出，正是这些力量维护着全社会的教育和文明；当法国彻底消灭了统治阶层和宗教的传统，也就“同时消灭了其天生的保护者和守卫者，致使学术陷入困境，被各种可鄙的丑恶事物肆意践踏。”

这些言论可能会扰乱现代的民主情绪，但是伯克（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人）都坚信法国大革命所表现出的极端暴力正体现了让人民直接统治的本性。如果没有任何约束性的力量，民主可能释放出极为危险的欲望：

我们知道，而且是不无自豪地知道，就是人就其构成而言是一种宗教动物……但是，如果在暴动的时刻，处于从地狱的蒸馏器（目前正在法国蒸腾）中提取的燥热的酒精刺激下的酩酊大醉状态，而这种状态在如今的法国正在不断地酝酿蒸腾，那么我们只要丢掉基督教——长期以来基督教一直让我们引以自豪并得到安慰，它也是我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所拥有的文明的伟大源泉）——就会发现赤裸裸的自我，就会忧虑和畏惧（深知我们的心是无法忍受空虚的）某些野蛮、有毒、堕落的迷信可能会取代基督教。

由于对“人的意志”这一概念还有深深的疑虑，伯克认为，权力最终只能由少数人来行使。最终的选择应该是很清楚的：不是由少数几个秉承传统的称职的个人来行使权力，就是由少数几个缺乏任何根基的暴力的革命分子来行使权力。

施塔尔、拉多维茨、洪堡和伯克都帮助德鲁克认识到了，在考虑到不断更新和创新的需求的同时，维持过去延续下来的有价值的制度是多么重要。在连续和和断裂之间维持平衡是德鲁克著述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一主题出现在他所写的大量社会学著述中，其中他谈到了各种广泛的社会问题和趋势；同时，也出现在的管理学著述中，其中他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是不稳定的这一本性以及用一种正面的积极的方式来管理变革这一需要。这些给了他很大影响的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也许显得很遥远、很深奥，但是这些思想家的理念已经渗透进了德鲁克的作品。如果你想理解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这一理念，那么对这些来自于遥远过去的理论家有一些基本的理解还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