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阿尔弗雷德·斯隆的关系也影响了德鲁克的思想。通过对该公司的研究德鲁克开始了做管理学作者和咨询师的职业生涯，而且他和斯隆的私人交往也帮助他形成了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比如经理人究竟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组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提供意义和职能，同时也为个体提供意义和职能。

阿尔弗雷德·斯隆（1875－1966）

阿尔弗雷德·斯隆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电子工程师学位。他后来成为凯悦滚珠轴承公司的总裁，该公司最后与一家被通用汽车公司收购了的公司合并了。斯隆发现了通用汽车公司内部存在许多组织管理问题，他草拟了一份对该公司进行全方位改造的计划，既要维持分公司的自主经营权又要提高整个公司凝聚力。他基于权力下放理论设置的组织结构风行于二战之后的美国企业界。

1943年1月，斯隆的助手唐纳森·布朗邀请德鲁克前去研究通用汽车的组织和管理。德鲁克根据自己长达18个月的调查研究，发表了《公司的概念》一书。在这本书以及随后的一些作品中，德鲁克详细地描述了他在斯隆身上学到的一切，尤其是商业实体中权力下放的重要性和局限性。也是在斯隆身上，德鲁克看到了一个代表经理人诚信的模范，这样一种品质在他看来是管理的核心或“试金石”。

权力下放的局限性和诚信的重要性。在发展自己关于由各种机构组成的有效运转的社会这一观点时，德鲁克试图调和个人欲望与组织需求之间的张力。他在现代公司身上看到了这种可能性，而斯隆的通用汽车为他提供了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实例。通用汽车是由几家汽车分公司（例如，凯迪拉克、雪佛兰和庞帝亚克）组成，因此既需要将它们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同时又不能不必要地干涉各自的权威。德鲁克认为，斯隆是在对美国宪法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找到了这一解决方案。正如关于宪法的争论多半是集中在关于各州权利和联邦政府权威的界限等议题上一样，斯隆给通用汽车设定的计划强调了每个分公司的自主权。需要公司总部管理层做决策的领域得到了清晰的界定，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那些不由公司总部管理层来做的决策则都保留在了分公司主管的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权力下放的做法快速地在美国商业界流传开来；正如斯隆所意识到的那样，“通用汽车式的组织工作，也就是政策上的相互协调和管理上的权力下放，不仅对我们来说是有效的，而且也成为美国很多工业企业的标准实践。”但是，斯隆同时也指出：“要确保合理有效的管理，光是对组织进行结构性设计是远远不够的。”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对问题的理解会比其经营者以及授权他人经营的人更深。”斯隆的最主要担忧是，错误的不合格的管理者将会攫取权力，将过多的权力集中到了公司总部管理层那里，从而牺牲了分公司的权力和利益。

在德鲁克看来，权力下放是分配和掌控组织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详见第四章的讨论）。但是，从斯隆身上也可以看出，让正确的人来经营管理组织是多么关键。德鲁克从自己和斯隆的关系中感受到了诚信的重要性：

一个组织的管理层的诚信和认真程度，其最终证据是是否对人品端正进行了绝不妥协的强调……一个人，作为一个管理者，也许他自己所知有限，绩效也不佳，缺乏判断和能力，但是这并能给组织造成多大损害。但是，如果他人品有问题，不讲诚信——那么，不管他知识多么丰富，能力多么出众，做事多么成功——他会给组织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他会伤害到他人，这些人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源。他会打击到大家的精神，而且他摧毁组织的绩效。

在关于商业组织的社会属性上，德鲁克和斯隆有着不同的意见；斯隆从来就不认同德鲁克关于“组织——那就意味管理这些组织的‘专业人士’——必须确保对大家共同的利益承担责任”的号召。但是，不管怎么说，斯隆最终都是企业经理人在至关重要的诚信方面的楷模。德鲁克在描述斯隆时提到了斯隆对绩效的坚持、“对人所表现出的巨大善意”、公平公正、重视意见多元化以及强烈的荣誉感。斯隆是终极的仆从型领导者，在他做决策时视组织利益为唯一着眼点。而德鲁克则认为这一视野有些狭窄，他希望通用汽车公司能够在其社会职能这一更为广阔的情境下看待自身。不过，德鲁克还是从斯隆身上学到了专业主义和组织领导人价值观的重要性。

德鲁克从未忘记他发现：斯隆在诚信方面可以作为一个个人的楷模。德鲁克总是极力提倡在做替补和晋升决策时要多聚焦于一个人的优点和强项。但是，正是因为经理人是其下属追随的强有力的标杆，所以德鲁克坚持认为，如果一个领导者缺乏诚信，那么他在“其他所有事情上都会犯错”。考虑到这一点，前面提到的那个有效的法则——总是要聚焦于一个人的优点，聚焦于他有能力做、能做得非常好的地方——也就多了一个修正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