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是个标准的野丫头，孩子耍的玩意儿样样都会。每天放学到家，丢下书包，就冲出去跟同学混在一起。几乎玩没多久就被母亲拉长喉咙给唤回家；不是叫我挑水、烧火做家事，就是把弟弟或妹妹绑在我背上。即使这样，我仍然可以背着娃娃跟同学捉迷藏、跳房子、追红蜻蜓，甚至到河边抓泥鳅。记得在中山国小时，每堂下课时间，我必然冲到操场跟同学玩躲避球，直到上课钟响到尽头，才飞奔回教室。

高中时，校园的游泳池永远不放水，操场好像只用来升旗，体育课经常被借去补升学要考的课程。像我这么任性的野人，竟然在当时的升学考──小学就得考初中──的机制中被“规格”化，成为纹风难动的“淑女”。

不知何时开始，我成为一株三点式移动的植物，每天从书桌到讲桌、餐桌，日复一日，失去了户外活动，而后也遗忘什么是休闲。

曾经因眼睛在计算机前过于干涩，查数据知道打桌球可以纾解眼睛，乃上网征求一位付费教练陪我打桌球。明明只是为了调节眼球，来了一位念体育大学的桌球国手，遇上我这只习惯用心上课的书蠹虫，他就使出教练本色，像训练选手般设计进度、严格教学、检讨进退。玩桌球竟然成为我另一件要努力的事情，变成压力，最后只好收兵。

原来，我失去休闲的能力了。

儿子升学考结束后，新学年还没开始，这是一段难得的日子，我放下手边工作，把所有时间用于母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