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补习，六月我们到达多伦多，很快就找到台湾人开的补习班。老板为儿子先做英文测试，结果出炉?──英文只有小学一年级程度；可是，九月四日他就得进读高一。

“非补不可，”老板下结论，“一周至少得补四次，每次九十分钟两节课。”

显然，台湾五个月的恶补效果不够，面对非补不可的境遇，儿子非常犹疑，毕竟这地方太陌生啊！连我心底都感到无限荒凉，但在儿子面前，我装得很轻松地说：“这不是学校，只是补习班，我们先按照老板的安排上课看看，如果觉得辛苦，就减少一些课程，甚至停补也可以。”

儿子无路可走，勉强答应一试，所有课程都是一对一教学，除了老板本人教授英文文法，其他英文、自然、历史都是多伦多大学的博士生教授，学费恰好跟我在师大的教授钟点费一样。

过了一星期，儿子没有叫苦，看来课业不重。我有点贪心，想再加上一周五天的团体会话班，跟补习班老板商量，没想到他说：“Chester的会话不必急，你如果希望他更用功，我们增加一些作业就可以了。”

过几天，儿子果然叫道：“补习班的功课怎么越来越多？”我看他可以承受，也就没吭声。

我一直担心儿子用在读书的时间比打电玩的时间少，有一次他从晚上七点做功课，直到深夜三点才结束。我送他上床时，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坐了这么久，裤子都坐湿了。”我们房子是有空调的，他竟比我还坐得住。往后，他在家醒着的时间几乎都坐在书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