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反思的眼光，就是从那种“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的忠奸观抽离出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集体与个体的关系、道德与制度的关系。讲东林党之痛恨阮大铖，刀尔登说中国历史上这种长盛不衰的“捉坏蛋运动”，原因并不是什么“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而是缺乏制度想象力的儒士们要为政治失败寻找替罪羊。 讲孟子的民意即天意，他提醒读者，“别忘了，孟子书中的民，只能集体地做两件事，一个是等，‘若大旱之望云霓’；一个是列队欢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说到皇朝绵延不绝的统治基础，他指向东汉以来地主阶层的儒化，“土财主派儿子去念书做官，白胖胖的一个孩子出去，回来已变成儒士”。讲传统政治中“教化”之功效，他拿历代农民起义军的残暴程度相比，“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讲知识分子们的亡国之恨，又说：“在平民看来，顺康年间，除了头顶上多根辫子，生活和从前，也没很大的不同，风俗依旧，人伦依旧，豆腐也还是原来的味道。”这样的“修正主义”历史，在我这个无可救药的个人本位主义者看来，才不至于读坏了肠胃。

当然刀尔登的文章好读，不单是因为道理澄明，还因为文字筋道。正如一件好衣服既要款式好，也要面料舒服，好的文章既要有道理，也要文字美。优美的文字有音乐感，刀尔登的文字就有这种难得的音乐感：有节奏，不徐不疾，完全没有时下“愤青”的燥热感，更没有当今文人们纷纷引以为豪的市井气，好像他所置身的环境对他的文风与思维方式毫无影响，似乎他不是“红旗下的蛋”。前一段，刀尔登刚出了一本又古怪又雅致的小说，叫《七日谈》。读完之后，我觉得这书完全不像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人写的，倒像是一个活了一千年又在沙漠里修行了一千年的老头突然开口说的话。大约历史读多了，人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要求的尺度就不再是当下。“此时此地”对于他，无非是游荡于古今中外的旅途中暂时寄存自己的柜台而已。

据说刀尔登当年北大毕业后，主动放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回到石家庄。在石家庄工作数年后，又放弃了体制和单位。如今虽然以写文为生，但似乎也不混任何“文人圈子”，自己跟朋友喝酒下棋。有人说他是“隐士”，我却不觉得他有要成为一个“隐士”的刻意，也没有“隐士”们那种自我陶醉的表情，无非是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活着而已。一个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这种能力很是让我嫉妒，但我同时也高兴他找到了自己的“合理生活”。大约只有“合理生活”的人才能写出这么从容的文章，自己愉快，也让我这样的读者愉快，那种走在一个初夏的黄昏，微风迎面吹来，空气中有暗香浮动的愉快。

2011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