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壮举，便是兴办学校。当时，由于都江堰的恩泽，成都平原已经算得上是富庶之地了；但比起中原，蜀地毕竟闭塞，文化教育相当落后——“僻陋有蛮夷风”（《汉书》）。“仁爱好教化”的文翁，决意开一代教化之风。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3—前141年），文翁开始了他的兴学之举：他节省官府开支，从郡县小吏中选拔十来位“开敏有材者”派遣到京师深造，从博士受业，或学律令，学成归来后重用；同时，又在首府成都城南（即今成都石室中学校址）筑石为室，兴建文学精舍，创办了蜀郡“学官”，招收郡内子弟入学，并从中选拔优等生员以充郡县吏。由此开中国地方官办学府之先河。

文翁兴学在当时就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据《汉书》记载，当时无论是县邑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对文翁石室心怀敬意，以自己能够成为“学官弟子”为荣，因而争相前往石室求学，甚至“富人至出钱以求之”——也就是说，“大款们”愿意“自费”就读。不到数年，由于文翁办学有方，人文蔚然，蜀郡“由是大化”，一跃而为全国科学文化发达地区之一，“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如此勃然崛起的文化教育景象，让汉武帝欣慰不已，他于元朔五年颁下诏令：全国各郡都要按文翁创办石室精舍的模式设立官学！——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说文翁石室在汉代已经成为“国家级示范校”了！

“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班固在汉书中的这一句话，不但道出了文翁办学的影响，也道出了从那以后两千多年里，巴蜀一代又一代文人雅士生生不息的原因。后世将“文翁化蜀”与“李冰治水”并列视为秦汉时代四川的两大造福后人、功彪史册的不朽业绩。宋代学者宋祁在《成都府新建汉文翁祠堂碑》中开篇写道：“蜀之庙食千五百年不绝者，秦李公冰、汉文公党两祠而已。蜀有儒自文翁始。”一句“蜀有儒自文翁始”，奠定了文翁作为“巴蜀教育之父”的不朽地位。我甚至想：如果没有文翁，四川后来会不会诞生苏东坡、杨升庵、郭沫若、巴金等文化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