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天下午，炎阳斜照，懒蝉长嘶，两把大锯铮铮嚓嚓之声催人昏昏欲睡。忽然听见小邹和陈师傅一边拉锯一边发起牢骚来。牢骚的主题是诉解匠的钱太少，骂人间的不公平。好在岳社长不在这里，掌墨的黄老师也歇凉去了，木工师傅们又都躲在各自的工房内忙活路，没有外人听见，不会被谁密告上去，夜间开会挨刮。罗师傅也有牢骚要发，便扭过头去伸嘴搭白。他供养着家中四个农村人口，自己顿顿吃泡菜，比我苦多了。我当然也有牢骚，但不敢发。要知道，公安局派出所布置的专门监督我的言行的某个小组共有二十个成员，遍布本镇，小邹就是其中之一。我若“乱说乱动”，他会去告我的。

铮嚓声中，牢骚发完，三个解匠转入发表幻想演说，你一句，我一句，好不热闹。我也伙到他们瞎说凑趣。

小邹是文革前的中学毕业生，稍具见识，头脑灵醒。他的幻想富有情节性。说某日一辆小汽车开到本镇来，停在木器家具社的店门外。车门开了，走出来一位老干部。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劳动部部长，后面跟着我省省委书记。他们是到民间来私察暗访的，就像包青天大老爷一样。他们步入我店，说家具做得好。听见内院铮铮嚓嚓之声，他们就走进来，看我们拉大锯。部长说：“这活路太苦了。”问我们一个月挣多少钱。我们据实回答。部长吃惊，回头对省委书记说：“工资太低了吧，唔？”省委书记当即把岳社长叫来，一顿痛刮。部长回到北京以后，发了一个中央文件，专说提高解匠工资，加一个番。

罗师傅不懂得什么叫“加一个番”，小声问我。

“解一丈，拿两丈的钱。”我说。

罗师傅憨笑了，仿佛文件已经下来。

接着是陈师傅发表幻想演说。他说：“有一把神锯就好了。根本不用气力拉来拉去，两人只须抬平锯子，这头走到那头，一块板子就解下来了。那头走到这头，又一块板子解下来了。走过去，走过来，只消走几分钟，一天的饭钱就挣够了。什么中央文件，多事！”

轮到我说。我说，我们锯的木屑，再经我们赤脚踩过，沾了我们的汗，便成了治癌的特效药。全国各大医院都请我们去解木料。我们只收药钱。

轮到罗师傅说。他的幻想非常简单：“我唯愿天天都解腐朽了的木料，好比锯豆腐。”

“做什么？”我问。

“做棺材。”他说。

这倒是实话，本店出售的棺材都是用朽木拼凑的，专骗死人。大家一想，都哈哈大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