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不得！去不得！”母亲吓得缩颈摆手，不时瞟着窗外，害怕有人偷听。窗外一片墨黑，纵然有人站在那里偷听，也不可能被她看见。这是她老人家的习惯性反应。我想笑她，却又笑不出来。母亲由于规矩守法，勤劳家务，严束子女，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被摘掉了地主帽子，给予公民权利。一九五七年我出事以后，她也被牵连地重新戴上帽子，予以监督管制。她是钟鼓楼的麻雀，吓破了胆。如今我又成了法定的阶级敌人，于她的处境显然更不利了。为她老人家也为我自己考虑，我应该谨慎些才是。“那我就不去找他摆吧。”我说。母亲这才放心了，微露笑意，两肘搁在桌上，灯下看我吃饭。这也是一种幸福，在她。

六弟余勋镒是我的堂弟，同我共一个祖父。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是亲兄弟。槐树街余家的勋字辈男丁，按大排行，我是老九，余勋镒是老十六。十字碍口，简呼他为六弟。六弟小我四岁，高头大马，爱说爱笑，在本镇运输队拉架架车。早在解放初期，他就离家参军去了。在部队里，先是学医，后是做医务工作。其间详细情形，已不可考。他的双亲先后病死在三年饥馑时期，其状甚惨。他的父亲，我呼幺爹，解放前抽鸦片，当过保长。这对六弟在部队里的前途显然有不利的影响，所以未能入党。双亲去世以后，他从部队转业回家，在本镇某医院当医生，娶了一位农村姑娘为妻，生活还过得去。后来在工作上不小心，出了医疗事故，被贬到运输队去拉车。生活困窘，导致他的妻子回了娘家，形同离异。我被押送回老家时，他已经在拉车，一个人独居了。他住在余家大院的一个小庭院内，同我的堂妹余勋锦一家紧邻，同我一家斜对角。我和他都是早出晚归的人，天天忙着挣钱吃饭，所以很少晤面。说他坐茶馆说了一些牢骚话，以常情推之，恐怕也是确有其事。日子艰难，还能没有牢骚。也是我太天真，竟没有憬悟到前几天开大会王镇长宣布的“打击阶级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究竟指的是什么。

此后一连几日，我劳累于抬电线杆，涉水田，淋雨，又受了凉，弄得发烧咳嗽，疲惫不堪，便忘记了六弟的事情。每夜归来，从缺墙口步入庭院，远远一瞥六弟的窗户，总是黑灯瞎火，也不想想他到哪里去了。后来他死了，才听说那些夜晚他被叫到镇政府接受严厉的审问去了。

五月三十日晚上，北街剧场内又开大会，揪一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出来批斗。真是立竿见影，“五一六”才过去短短的半个月，小小的城厢镇就冒出了这么多搞“现行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本镇的四类分子一百多人，加上我这个右派分子，在大会开始时，被持枪的民兵押上台去，一排排的坐在地板上，在全场炯炯的目光下，低头接受陪斗和示众。我坐在那里，既不好太低头做出一副猥琐状，又不好昂起头来给人留下抗拒改造的印象，只好适当地低一低又适当地昂一昂，低低昂昂，如鸡啄米。殊不知这样做更不好，徒惹台下群众注目而已。正在狼狈之际，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四类分子用肘触我，小声说：“叫你去。”我侧脸向旁边望一望，望见舞台后角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向我招手。我站起来，向他走去，不免心怀鬼胎，怕叫去挨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