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尔泰结合古旗长的指导思想，心里还有个想法，把自己多年从事的萨满文化研究，跟现在编写旗志结合起来，历史上，库伦旗也是萨满教比较活跃的地方。说起萨满教和萨满文化，他满腹经纶。萨满教是蒙古人最早的信仰，这一原始宗教在蒙古帝国时有国教地位。成吉思汗对萨满教非常推崇和信仰，萨满教的法师“博”成为成吉思汗依仗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号召众族统一的神明。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汗号，也是他崇信的一位萨满教叫豁尔赤的“博师”“奉托天意”的人为他起的尊称。那时的博师穿白衣乘白马，相当于国师，成吉思汗每当征战讨伐，总要请博师来占卜吉凶，得胜宴庆也要由博师来主持祭典，甚至成吉思汗手下能征善战的大将，有的也是出自博师。后来，到十六世纪中叶，喇嘛教逐渐渗透到蒙古地，东北的女真族本来也是信萨满教的，建立清帝国之后，为了统治需要，向蒙古地方大力推广喇嘛教，兴黄教到处建喇嘛庙，以期达到收服蒙古人心智的目的。喇嘛教之所以后来居上，取代博师地位，另一主要原因是喇嘛教具有“主神”的观念，最高的佛释迦牟尼至高无上，这是非常有利于等级社会君主利益的，当然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垂青。而多神教的萨满教，尽管进入等级社会后，也有长生天主宰万物之说，但神的等级仍不分明。如果说，喇嘛教是“来世的宗教”，它让人们逆来顺受，善修来世，那么博师却是更多地面对现世，靠那种巫术甚至以野蛮的血祭，企图改变不平的现实，内含着一种原始的反抗性，这对最高统治者不能不说是隐患，所以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喇嘛教，并大力推崇。萨满教又是一种原始宗教，一无经书教义，二无庙宇殿堂，三无统一组织，各行其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所以斗不过有组织、有势力、有固定庙宇的喇嘛教。而且，萨满教活动中须大量杀生血祭，对生产力也是一种摧残，失掉不少民心。再说，喇嘛教提倡的弃恶扬善，积德行善，修来世之福等说教，相当程度上能够软化和改造原本剽悍的蒙古人，家家拜佛堂，人人挂念珠，牛羊财宝全献到庙上，家有三子其中两个聪明的上庙当喇嘛，一个愚笨儿子留在家里放羊的同时，也修来世之福，看见地上的蚂蚁也不敢踩。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末的革命和“土改运动”时拆除喇嘛庙、赶走喇嘛还俗、破除封建迷信才结束……当然，喇嘛教也并非轻而易举地立足蒙古草原。几百年来，蒙古人原先信奉的萨满教和其法师“博”们，与喇嘛们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后来清政府和喇嘛教，收买了蒙古各部的首领和可汗，用法令和武力残酷镇压了萨满教的博。以俺答汗为首的西部蒙古部落，联合其他蒙古各部，1640年制定出《卫拉特法典》，即《察津·必其格》，宣布喇嘛教为“国教”，萨满教为非法，一律予以清除和杀戮。东部蒙古科尔沁部落，虽然没有参与《卫拉特法典》的制定，但是随着喇嘛教的不断传入和扩大，萨满教的地位越来越低，不得不由公开转入地下，由通衢大埠退缩到农村牧区和偏远的穷乡僻壤，而且经常遇到镇压取缔，九死一生。那一场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发生的“烧博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达尔罕旗王爷火烧了上千个博师。

据传闻，那次从“烧博”的火阵中逃出来一位“黑博”，躲进了库伦北部和奈曼旗南部的沙坨子地带。白尔泰想，正好借这次工作机会进行调查，寻找那黑博的传人。他认为，要正确对待萨满文化的有益部分，如萨满教崇拜大自然，崇拜长生天，认为大自然中的雷、火、树木、河流山岭都有神灵，都要拜祭，同时崇拜祖先灵魂，认为永不消逝的祖先灵魂和精神能关照后代。这些正是现代人所缺少的东西。尤其是崇拜大自然，人们现在肆意破坏大自然，破坏江河山川草原绿林，这不正是不崇拜大自然造成的吗？现在的人，不信天不信地，对大自然疯狂掠夺和豪取，对祖宗的许多遗训和箴言忘得一干二净，现在还真需要重新弘扬萨满文化的宗旨哩！

白尔泰想得激动起来，两眼发出炯炯光芒。

他认为，旗志嘛，其实也是地方志，应该把萨满文化在此地的兴衰和喇嘛教的兴衰，与历史沿革结合起来写更合适些，更能体现出库伦旗的历史真实面貌。旗志里，应该专门分出萨满教这一别类，可能更全面和完整。

他决定找古旗长好好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