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这类人如此迫切地渴望摧毁他所处的现存社会，而且对出卖自己朋友和邻居如此乐此不疲。正如历史学家、革命研究学者克莱恩·布林顿所说的，这样的人很可能“不是最令人痛恨的失败者，不是令人羡慕的新贵，不是嗜杀成性的极端分子，而是空想家”。

英国物理学家艾伦·纳恩·梅是一个卖国贼，他要为前苏联得到了原子弹的事情承担最大的责任。他不仅把核武器的秘密泄露给了俄罗斯人，还给了他们浓缩铀的样本。他这样做既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爱，更不是为了帮助朋友摆脱困境。整个人类是他倾注忠诚的对象，而且他认为让核能的竞争对手势均力敌才最符合他崇高的人生准则。“整件事情令我痛苦极了，”在法庭上，梅一边自怜自艾，一边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个我能够为整个人类安全作出的贡献。”

我们不信任那些宣称他们背弃朋友或者国家是因为他们要忠于“人类”或者“原则”的人。我们为什么要信任他们呢？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不值得信任。自我保护的本能让我们对这样的人敬而远之，因为他们更看重崇高、伟大的抽象意义，而不是自己的朋友。

布鲁图为自己背叛朋友恺撒的辩解非常冠冕堂皇，说自己是为了自由和国家。他把刀刺向了他朋友的后背，“并不是我不爱恺撒，可是我更爱罗马”。你能接受他的辩解吗？看来有必要对莎士比亚笔下的布鲁图和马可·安东尼在盖乌斯·恺撒的葬礼上轮番对自己的行为所作的辩解进行深入的研究。布鲁图和别人共谋杀死了恺撒后，开始为自己辩解。布鲁图为自己辩解的核心内容是，他必须忠于更高层次的忠诚，虽然他是并且仍然是恺撒的朋友，他有义务让自己免于被指责。“因为恺撒爱我，所以我为他流泪；因为他是幸运的，所以我为他欣慰；因为他是勇敢的，所以我尊敬他；”布鲁图说，“因为他有野心，所以我杀死他。”布鲁图的说辞可能会有些单调、乏味，但他最终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当他结束演说时，所有人都拥护他成为新的罗马皇帝，他的地位得到了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