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东山高卧时，苍生扰乱应思起

戊戌政变后，朝廷取消新政，将维新派人物杀的杀、关的关，一切又回到传统老路上来。回到湖南的杨度一方面跟着王老师继续学习，一方面密切关注时事。他还是经常跟王老师联床卧谈，胸中演绎的是天下这盘棋。京师往事被他反复回味，每每自矜自己见识之高。比如，当年在京师时，正值德国人占领山东，曲 阜孔庙被毁。很多人深感奇耻大辱，要与德国人理论。曾廉等湖南公车上书请愿，他省纷纷效尤。杨度很不以然。他认为，我们把曲阜看成儒教圣地，而德国人不过把孔庙看成是教堂。被毁认赔，有例可征。但赔不赔也要看对方国力，中国的国力估计做不到让德国人赔。公车上书，倘若朝廷不理，外人更加轻视我们了，恐怕天下的孔庙都将毁尽。不如先不主张，以养国威，保全转移，其事遂止。众人不听。结果如何呢？不出杨度所预料。想起这些，杨度认定：而后可言办事。余犹好辩，“必无儒生之见，独是儒家不可大受也。 ”这些儒生正是不懂权变的迂腐之士。

又比如，回想维新之时，普天之下，都是人才，怎么朝廷就只任用一个康有为呢？唯用一个康有为，所以才有两宫之变。三代以下之经术，唯有我杨皙子才能说得清楚；三代以下之去兵去食之计，也唯有我才能运用自如。可惜！当年在京师，我每出一言，必邀众谤。这情形正与汉朝公卿群忌贾谊相似，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也。

当时王闿运与弟子论中兴诸将，有“古今材分不甚相远，胡文忠闻一知二，子贡之流，非曾文正所及也”之语，又说夏午诒似曾国藩而杨度似胡林翼。杨度一方面自谦“非所敢望也”，一方面自认为对天下事确有把握，坚信如果他与夏午诒联手办事，必将成功。

时机似乎又到了。

1900年夏，北方义和团运动兴起，引起列强干涉。对于义和团，是剿是抚，朝廷大臣争论不下。有的怕招抚义和团会引发外衅，中国将亡国；有的则主张恃义和团与列强交战。此等有关国家政策走向的大事，自然轮不到杨度这样的乡间举子发言。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杨度这样一个素以揽辔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天纵之才！杨度不能不为之筹划。按他的设想：今日之局势，非甲午中日战争时可比，反正不能言和，置之死地而后生，与其死于官兵，不如死于洋人之手。因此应利用义和团来对抗洋人。杨度自信 “吾策洋人之必败”。待到解决了洋人问题，再来安抚义和团，此时由南方传檄天下，平息寇乱。是南方 “佳气葱郁”的时机了。杨度甚至一度筹办团练，期待自己做一回胡林翼、曾国藩。没想到，朝廷大臣（与自己设想的一样）虽已决定招抚义和团，抵制洋人，而东南数省督抚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却相谋东南互保，不与洋人开衅。杨度的团练之计也用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