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大讨论里，威廉·朗兹的观点是让货币贬值，并对此给出了具体的9条建议：

1.银的市场价值已经上涨到每盎司6先令5便士（旧规定为5先令银币约等于一盎司白银重量），因而所规定的银币价值应该能够确保其不被熔铸成银块；

2.除非银的价值增加25％，否则没人会将银块拿来铸成硬币；

3.银币的面值越高，货币总量就会越大，从而能满足贸易发展的需要；

4.由于未缺损硬币的市场价值至少已经比缺损硬币的价值高出25％，因此，含银量与其相等的硬币，其名义价值也应该相同（是指政府应当强力规定有缺损的货币与未缺损的货币同时流通，且流通面值相等，货币不因缺损而贬值）；

5.建议将6先令3便士（75便士）克朗的硬币细分为更多的小额硬币；

6.虽然新的硬币要赋予新的名字，但是镑、先令和便士的面额应当保留，这就避免了在计算账目的时候出现混乱；

7.提高硬币面额将足以吸引人们将窖藏的硬币投入流通，因而无需重铸硬币；

8.如果新硬币的名义价值增加25％，那么硬币重铸的成本就少得多；

9.除非贬值达到足够程度，否则，如果银价继续上涨，就必须再次进行贬值。

针对威廉·朗兹的9条建议，当时的大哲学家约翰·洛克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约翰·洛克认为白银数量才是市场贸易中起作用的关键，而非硬币的面值，无论将硬币法定面值规定成什么样，都无法改变流通中不足的缺陷。这是约翰·洛克长期以来坚持的观点，他在1691年就已经为此作出过相应发言：“不管你说这块硬币值12便士、15便士、60便士或是75便士，或者将其称之为克朗或达克特，它都不可能买到比从前更多的牛奶、盐或面包，因而也就不可能引诱人们将白银送去铸币厂——因为金银不能拿来了就放在那里。而我们的贸易收支平衡则要求所有金银都得再出口，同时还要从原来的库存中提取更多的白银以应付海外的贸易继续下去”。

就在威廉·朗兹与约翰·洛克争执不休之际，艾萨克·牛顿登上了这个擂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当时的牛顿还未上任铸币厂厂长一职，但他对铸币有一定的监督权。事实上牛顿在我们所熟悉的经典力学的范畴之外，还对货币制度起到过很大的影响。美国作家J.伯恩斯坦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指责牛顿“胸襟狭窄而凶暴，好发狂怒……比起物理学，他至少用同样多或更多的时间花费在炼金术和《圣经》编年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