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复本位、银本位还是金本位，它们都会在某一特定时期发生相互的转换。而针对这种转换的讨论，更多的是在追溯其原因。但这是无法追溯的事情，即使可以追溯，一群一群的学者在漫长的过程中耗费心力对每一次的转换作出一种解释，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多努力是徒劳的。

这正如同向弗里德曼询问如何治疗感冒那样的荒谬，因为真正需要了解的不是转换的原因，而是转换本身。与其问为什么复本位会转换成金本位，不如问这种转换本身是什么，是进步还是退步？是偶然还是必然？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由金属货币转换成不可兑现的纸币，而战争结束之后又再次重新回到金属货币体系中，并建立了金本位制。这种转换的背后一定存在许多的因素，最重要的是，这种因素存在时代和体制的局限性，如果生搬硬套的话，结局一定会是悲剧。

在18世纪不同货币理论派的相互逐杀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宏观意义上的派系，一个是以稳定为最高或唯一的目标，这里将其称之为“唯稳定派”；另一个是以自由放任为宗旨的派系，这里将其称之为“唯自由派”。只须将这两派的代表人物做一个简单的比较，那么不同货币本位制之间转换的讨论会立刻失去任何意义。因为“唯稳定派”的代表人物、支持者以及参与者几乎全部是学院派及政界人士；而“唯自由派”几乎全部是商人、各种贸易机构以及金融机构。

“稳定”显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但在这种比较下，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唯稳定派”实际上代表了他们所处时代及社会背景下的政治经济理论，同时它也是任何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就是要求货币的稳定，包括物价、汇率等。因为在那个货币体系严重动荡不安的时代，稳定且持久的偿付工具是整个社会大众非常期待的一个美好愿景；与之相比，“唯自由派”的论点则是机会主义及功利主义者的心声，他们渴望在一种不足以摧毁整个经济体的动荡中生存，并以各种理由来试图证明放任货币以及金银的好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整个欧洲18世纪对于货币体系的争论完全是政治经济论者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对垒。但历史背景的改变总是很微妙，如果将目光投向19世纪，那么以上对于复本位及银本位的论述则有80%会被推翻。弗里德曼认为复本位是好的，必须承认他是对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19世纪的学者，若问为什么，当你合上这本书后便可意会。

“唯稳定派”与“唯自由派”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西方在硬币问题上的争论。而当你了解到这一切之后，你也许就会明白，纸币取代金属币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当全世界普遍开始接受纸币之后，重新回归贵金属硬币无疑是天方夜谭，除非有朝一日纸张比金银更加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