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所表现出来的“和”大致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内和”。改革之初，浙江民营经济之所以能高速增长，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除了靠大胆创新先行一步、不断地有所突破和良好的政策扶持之外，浙江特有的地域文化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浙江人懂得只靠个人的力量很难有所成就，只有发挥集体的作用才能创出自己的未来，于是发动自己周边的亲缘关系来为己所用。早期家族制企业便是浙商在起步阶段这种“内和”的生动写照。

二是“外和”。如果单纯维持“内和”，则绝大多数浙商就会受到家族制模式的限制，既不能让外人进入，也不想与其他企业联合，更不愿被别的企业兼并，这样企业就像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幼稚，自己的抱负永远不能伸展。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浙江人意识到继续再抱小圈子只能走向衰亡，于是他们积极寻求自我突破，改变企业治理结构，变单纯家族企业为开放式、股权式现代企业。浙商在接受职业经理人的同时，也逐渐改变“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旧观念，主动与人合作，甚至甘为他人“扶梯”、“输血”。

温州“鞋王”王振滔的企业原来就是家族式的。在奥康，不仅仅企业的各个部门到处是王振滔的亲戚，甚至奥康的皮料、鞋底、包装盒等等的供货商，也都是王家的亲戚。一次，专门负责给奥康供应鞋盒的外甥送来的包装盒，因印刷质量不够标准，被要求坚决退回，却引来了舅舅的坚决反对。通过这件事情，王振滔深刻认识到家族制管理的弊端，于是果断“杯酒释兵权”，将一门亲戚都请出了公司，仅留下有专长的外甥在奥康研发中心。所有给公司提供原料的，也从此不再供货，而是采用对外招标的方式。同时从外面请来了“高人”，按照现代模式来管理企业。从此，奥康集团开始迅猛发展起来。

2008年6月，浙商“重磅人物”邱继宝的飞跃集团出现了严重的资金链危机，一时间“飞跃破产”的流言满天飞。2009年初在政府的帮助下，台州7家企业重组成立“新飞跃”，邱继宝以出让控股权的代价保住了飞跃这块牌子。谈及这场危机，邱继宝坦陈，“也有我自身的原因。我说我这30年，爱自己，恨自己。爱自己艰苦创业，敢想敢干，国际化，把飞跃变成全球工业品最大；恨自己呢，30年没有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落后，企业一切我一个人说了算，造成应对金融危机失败。因为我的的原因，出现严重问题”。面对重组从“不愿意”到“我要”，终于使邱继宝和飞跃集团跨越了矛盾与挣扎的2008年，迎来了得以重生的2009年，这就是“和”的力量。

在义乌城这块弹丸之地，如今已拥有各类市场主体十几万户，占金华地区市场主体总量的50%以上。这些经常被人统称为“义乌商人”的经商者，其实近半数非义乌籍。来自浙江省内其他县市的占26%；来自浙江省外的占总量的17%。此外，还有3%的商户来自境外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在义乌经销文具的湖南籍商户柳逸曾说：“其实我们这些‘义乌商人’来自五湖四海，义乌的包容使我们成功创业，而成千上万个像我这样的小商人扎根义乌，也会使市场更繁荣。”也恰是本地义乌人的“和”与“包容”，使得义乌能够迅速超越国内同时起步的湖北汉正街、四川荷花池、河北白沟、吉林五爱等一批知名小商品市场，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三是“和合”。浙商的和合特点还表现在“大同世界观”上面。浙商之所以敢于积极走出去，是他们自身有能力渗入和融合到外部世界，与各地的资源和人脉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不是有人把温州商人比作当代犹太人吗？犹太商人的精明强干是出了名的，犹太人“拥抱世界”、切入相关利益集团核心的本事亦无人可及。温州商人以及其他浙商数十年来“走四方”的结果，是他们最终融入到了该地方，成为了推动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员。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浙商在很多地方轻易坐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名誉县长的位置。其实做生意就是做人，无论做人做生意，最好的结果就是双赢。双赢实际上也是现代社会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准则。浙江商人深谙其中道理，所以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充分利用这一人性的特点，以便顺利地做成生意。而要娴熟操作人脉关系和双赢结果，在商界及相关场面上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就不能缺少了“和”的心思与“合”的姿态。

而最能体现浙江民企“和合”精神的，当属遍地皆是的浙江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组织。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在外地的浙江商人们，都能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团结、不联合，不在合作中增强自身的博弈力量和技巧，势将难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挑战。所以抱团组建商会组织，既是商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浙商们一直保持的良好传统。今天可以这样说，不仅各地的商人数量以浙商为最，在世界范围内的浙江民间商会也恐怕是无出其右。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进入新的时代，浙商们闯出了一条曲折但是昂扬向上的辉煌之路。从当初讴歌创业的“四千精神”到提倡创新的“新四千精神”，就无比生动地反映了浙商境遇的变迁以及浙江精神的内涵延伸。随着时代的发展，事物在不断拓展深化，人们则激发出了新的活力。当年的经济“小狗”已经“肌肉”强健，今天的浙商也绝不是当年那些很不起眼的小商小贩了。尽管仍有人将“炒房团”、“富二代”这一类名词与浙商挂钩，但更多的人愿意将其视为富豪榜样以及新儒商的代言人。

新时代对浙商有新的期待，浙商们也的确在静悄悄地改变着——“变”为人文浙商，“化”为品质浙商。

新近看到一则议论说，浙商尤其是温州商人是当今中国最富学习精神的商人群体。也许有人不理解，但事实不能不让人信服。

温州商人特别是第一代企业家中，将近80%出身农民，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是真正意义上的“草根族”。但就是这样一帮缺乏文化的商人，主动学习的精神、持续提高的动力却令人赞叹。

王均瑶，原均瑶集团的创始人，一个来自温州苍南的小农民，一个早年辍学的打工仔，为了实现从草根浙商成长为新浙商的愿望，就不断去超越自己。他不但自己参加长江商学院MBA的学习，还让两个弟弟王钧金、王钧豪都成了MBA的成员。

王振滔年轻时跟堂舅学做木工，与“文化”两字无缘，但就是这样一个“草根”商人，却始终认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取决于企业是否是学习型企业。而他自己一直在坚持学习，在读完北大MBA后，2007年起又参加了中欧国际商学院总裁班的学习，后来又去长江商学院读EMBA。

建有“远东阀门第一库”的上海凯科阀门制造有限公司，早已跻身于全国同行业前三，作为掌门人的王忠芳虽然难得工夫上商学院，却也挤出时间参加中共中央党校首届“民营企业党建培训班”。更让人敬佩的是不管多么忙，他晚上总要抽点时间看看书才会睡觉，这是多年的习惯。他说自己的生活并不浪漫，不爱玩牌也不好高尔夫球，但喜欢和文化人交流，在注重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的同时，也热心支持作家朋友的创作和发展。

南存辉没有因为自己的初中学习经历而停留在那个时代，学习一度成为他的口头禅。南存辉身边的人有时候都会惊讶他的学习劲头,功夫不负有心人，出名后的南存辉成了大忙人，经常受邀到全国各地演讲。南存辉的学习风格影响了许多人，他还把学习型组织这一先进管理理念引入到企业管理之中，相继建立了正泰党政校、正泰学院、正泰青工培训基地、正泰计算机培训中心等各种教育培训机构，同时建立了正泰图书馆、读书俱乐部、青年英语俱乐部、文工团等组织，并有计划、有组织地“请进来”（不定期聘请经济学家、大学教授及各类知名人士前来授课）和“走出去”（参加各类学习培训）。经过10余年的实践，正泰探索出的具有特色的“123456”（即围绕一个目标、实现两个转变、发挥三个机制、强化四大体系、提高五种能力、坚持六个理念）的学习型组织模式终于建成。

今天，忙于学习的温州企业家大有人在，在北大、清华、人大、中欧、长江等国内知名商学院的校友名单里，都有南存辉、王振滔、钱金波、高天乐等温州知名企业家的名字。

据有档案可查的资料显示，温州老板“读研”的历史，可追溯到1997年厦门大学与温州市管理科学研究院推出的“企业管理研究生班”。此后，随着老板们投入学习费用的提高，到温州开设总裁班的高校和培训机构逐年递增。截止到2009年底，已有近20所高校在温州设立过30多个培训点，比如北大、清华、人大、厦大、上海交大，还有境外的香港大学和澳门大学等，各类专业的培训机构在高峰时期不下100家。如今随便问一个温州老板，大概有九成的人会告诉你，他们参加过培训学习，其中40%以上的人有过研读MBA的经历。

2007年10月份，南存辉、王振滔、钱金波、周成建、王均金、虞文品、潘佩聪等22名温州知名企业家共同发出了《争做知识型温商，共创学习型企业》的倡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