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种论调也无法解释劳资关系。工会在德国和瑞典都非常强大；在法律保障下，德国工会代表可以参与管理，瑞典工会甚至参与董事会决策。虽然有人认为工会的强势抵消了产业竞争力，然而瑞典与德国的企业、产业乃至于国力仍然遥遥领先于许多国家。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关于国家竞争力的讨论，并不能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更没有哪一种说法能说清楚产业与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关系。它们表面上似乎各自成理，但其实都经不起进一步的检验。竞争优势显然来自于更广泛也更复杂的力量。

当我们解释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时，还有一个前提有待考察：一个国家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才能被称为“有竞争力的国家”？国家竞争力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但这个名词的定义却很粗糙。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它的产业与企业是否都必然富有竞争力？这种说法如果成立，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符合标准。接下来我们在本书中可以看到，在日本，绝大多数的产业与企业竞争力事实上远落后于国际上的领先竞争者。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否意味它的汇率必须使该国产品的价格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我想大多数人会同意，战后的德国与日本，尽管长期持续地面临强势货币与升值压力，但并不妨碍其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产业向高价位的国外市场靠拢，似乎是更合理的国家经济目标。

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否意味着本国应有大量的贸易顺差？我们都知道，瑞士的贸易收支只是勉强持平，意大利则经常出现贸易赤字，但是它们的国民收入却在持续增加中。另一方面，许多贫穷国家的贸易收支虽然保持平衡，但绝不是其他国家会有兴趣仿效的对象。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否意味它在全球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增加？经济繁荣通常紧随出口增长而来。然而，许多国家在出口稳定或减缓时，人均国民收入仍在快速增长，显示了这套说法仍有不足之处。同样，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否意味着它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比较强？国民就业虽是国家经济的重大课题，但是“就业型态”似乎又比“就业机会”本身更重要，像是低工资高就业对国民所得的帮助显然就不大。最后，国家竞争力是否意味着一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低于其他国家？墨西哥与印度以低工资压低了劳动成本，但是它们的产业模式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并不大。劳动成本的确与一些产业的特性有关，但是它与国家经济繁荣间的关系并非绝对。

先问正确的问题

要同时合理地解释国家为什么富强而企业为什么蓬勃，首先就要从“正确的问题”着手。我们必须注意，在谈经济繁荣时，“国家竞争力”这个名词本身并没有意义。国家经济的基本目标是为人民带来高水平的生活。要实践这个目标并非依赖模糊不清的“竞争力”一词，而是借助运用劳动力与资本等国家资源所得到的生产率；生产率又是每单位劳动力与资金的产出价值，并且由产品的质量、特性（这两者决定产品价格）以及生产效率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