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布什总统再次当选的时候，我在毒品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使我更容易遭到外界的抨击。我受到了种种指责——来自从毒品合法化的“富翁老爹”（约瑟夫·卡利法诺，前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到贩毒的资助者（丹尼斯·哈斯泰特，众议院议长）。这些都吓不倒我，一旦我选择了参与就绝不轻易退缩。我支持改革包括洛克菲勒毒品法（Rockefeller drug laws）在内的严苛的制裁条例。在20世纪90年代，我带头为针具交换项目提供赞助，以阻止艾滋病的传播。我与其他人一道，为选民投票提供资金支持，目的在于促使药用大麻的合法化、确保人们获得治疗所需的麻醉药品，而不是因为持有毒品被判处监禁，以及削减警察和公诉人的资产没收权。除此之外，为推行减少危害的原则和实践，我支持建立毒品政策联盟（Drug Policy Alliance）的国家机构。战役还在继续。

我发现，一些被人们视为职业的活动正逐渐趋于商业化，这种趋势是开放社会面临的又一威胁。包括法律和医学在内的职业都是如此——更不用提政治了。一旦职业转化为唯利是图的商业，所谓职业标准也将危在旦夕；这反过来使开放社会特有的价值观念变得更加缺乏。这些担忧主要源自于我的理念框架。在框架的指导下，我设立了一系列和法律职业以及医学职业有关的项目。这些项目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壮大，并且促成了许多意义非凡的活动。项目成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一些特定的问题，但它们在履行初衷方面并未取得太大进展。美国基金会在刑事审判领域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一方面是因为基金会领导人参与人权和公民自由运动的背景，一方面因为我们要做的还很多。

与项目成立之初时相比，人们越加缺乏对职业价值观的尊重。如今，这种现象甚至延伸到了科学和学术领域。知识产权将思想变成了财产，人们从事科研活动是为了创造财富而非追求知识。原本纯洁的学术研究逐渐失去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对知识产权的追求往往会阻碍人们对真理的追求。

更糟的是，科学界和学术界都遭到了意识形态的攻击。在科学领域，智能设计的拥护者声称，非科学理论和科学理论是平等的，如此一来科学理论便越发不能容忍对立假设的存在。在学术界，右翼分子利用人们争取种族和性别平等的努力鼓吹政治多样化，进而使政党政治成为学术人才雇佣制度的一部分。大学院校难以抗拒政党政治的入侵，因为种族和性别配额削弱了它们择优雇用的权力。

和商业心态一样，政治事务也在向毫不相关的领域蔓延。这两种趋势都对开放社会构成了威胁。在前进的道路上，基金会还将迎来一项新的任务。

虽然我的基金会针对的是美国社会的弱点，但我仍将美国视为一个安全稳定的民主国家。就算我一直倾向于民主党，我也并未深入参与政党政治。我和克林顿政府多有往来，但大多限于外交政策方面。在毒品政策方面，民主党人确实比共和党人好不了多少——虽然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我决定和保守共和党人、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自由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就毒品问题携手合作。